（来源：采安仲裁）

导语

2026年4月1日，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就某矿业集团申请承认与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裁决一案作出判决。本案的核心争议点在于，被申请人刘某某以签署仲裁协议时受胁迫及执行裁决将违反加拿大公共政策为由，试图阻却裁决在加拿大的执行。加拿大法院判决清晰阐释了《纽约公约》框架下公共政策抗辩的严格适用标准，强调了司法对仲裁实体审查的谦抑性，并对“事实争议”与“法律原则”在公共政策审查中的分野作出了明确界定，最终承认与执行相关CIETAC裁决。

一、本案案情

本案申请人某矿业集团为中国国有企业，被申请人刘某某系加拿大D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及50%股东。双方商业关系源于2012年12月21日某矿业集团与D矿业集团签订的一份合资合同，该合同约定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争议提交CIETAC仲裁。

后因D矿业集团发生违约，各方于2018年2月9日另行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该协议重新安排了D矿业集团的还款计划，关键之处在于，原本仅代表D矿业集团的刘某某在该协议中提供了担保，并与D矿业集团承担连带还款责任。协议同样约定受中国法律管辖，争议提交CIETAC仲裁。

协议签署十五天后，此前由山东省泰安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针对刘某某涉嫌合同诈骗的刑事案件被撤销。

2019年10月9日，CIETAC仲裁庭作出一致裁决，支持了某矿业集团的主要请求。仲裁过程中，刘某某即提出抗辩，称其签署《还款协议》是受到胁迫的结果。其主张，某矿业集团利用其国有企业地位，通过启动刑事程序对其进行威胁恐吓，致使其本人及家庭成员遭受压迫、精神健康崩溃，最终被迫签署协议。然而，仲裁庭在裁决书中明确指出，刘某某提供的证据（主要是泰安市公安局撤销案件的决定书）不足以证明其系在公安机关胁迫下签署协议，亦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主张。仲裁庭认定，《还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中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并据此确定了双方权利义务。

因D矿业集团在加拿大进入重整程序，某矿业集团遂依据加拿大《国际商事仲裁法》（该法纳入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向安大略省高等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涉案裁决。

在安大略法院的承认与执行程序中，刘某某再次提出两项主要抗辩理由：第一，其在签署包含仲裁条款的《还款协议》时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因受胁迫和精神困扰）；第二，承认与执行该基于胁迫合同作出的裁决，将违反安大略省及加拿大的公共政策，特别是关于合同自治与自由意志的基本原则。

二、加拿大法院判决及理由

安大略省高等法院经审理，于2026年4月1日作出判决，准予承认与执行涉案裁决。主要理由如下：

1.  法律框架与抗辩事由的法定性法院首先明确了审理此类申请的法律依据是《国际商事仲裁法》及其所纳入的《纽约公约》与《示范法》。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及《示范法》第三十六条，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是明确且有限的，其中包括仲裁协议当事人一方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状态，或承认与执行裁决将违反执行地国的公共政策。法院指出，刘某某所提抗辩正是试图援引这两项事由。

2.  “无行为能力”抗辩法院认为，刘某某关于受胁迫导致签署协议的主张，实质上是挑战仲裁协议本身的效力。然而，根据CIETAC仲裁规则及中国《仲裁法》，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中国《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虽规定了撤销裁决的特定情形（如无仲裁协议、仲裁员越权、程序欺诈等），但刘某某并未在中国法院依据该条提起申请撤销裁决之诉。本案中，亦无任何证据表明仲裁庭存在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等行为足以挑战其公正性。因此，在仲裁裁决未被撤销且无程序不当指控的情况下，直接在执行阶段以签署协议时受胁迫为由否定仲裁协议效力，缺乏程序正当性基础。

3.  公共政策抗辩的严格标准这是本案判决的核心论证部分。法院系统阐述了加拿大法下公共政策抗辩的极高门槛。法院援引先例指出，以公共政策为由拒绝执行裁决，必须证明执行该裁决将“根本上触犯安大略省最基本和明确的正义与公平原则”，或显示仲裁庭存在“令人无法容忍的无知或腐败”，且必须达到“冒犯安大略人民基本道德观念”的程度。这是一个异常高的标准。法院着重区分了“令人反感的法律”与“令人反感的事实”。公共政策抗辩旨在挑战作为裁决基础的、其本身内容违背加拿大法律体系根本道德的外国法律原则，而非对仲裁庭就具体案件事实所作的认定进行重新审查。该抗辩是对外国法律的谴责，而非对裁决事实基础的攻击。法院指出，刘某某主张仲裁庭错误地拒绝采信其关于受胁迫的证据，本质上是对仲裁庭事实认定结论的不满。该事实问题（是否存在胁迫）已在仲裁程序中由仲裁庭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基于双方提交的证据（包括撤销案件决定书）进行了审理和认定。刘某某并未指控中国关于合同解释或效力的法律原则本身是“令人反感的”或违背加拿大根本道德。其试图将一项事实争议“包装”成公共政策问题，实质上是对仲裁裁决的“间接攻击”。由于刘某某未能提出任何针对中国法律原则本身的、有效的公共政策异议，其以此为由阻却执行的抗辩不能成立。

4.  裁决的终局性法院强调，仲裁庭已在其裁决中明确处理并驳回了刘某某关于胁迫的相同指控。在缺乏法定撤销事由且仲裁程序正当的情况下，国内执行法院不应重新审理仲裁庭已决的事实争议。承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是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基石。

基于以上理由，法院认定刘某某提出的两项抗辩均不成立，故准予执行涉案裁决。

三、本案的实践启示

1.  公共政策抗辩的“安全阀”定位本案清晰地展示了普通法系法院在适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例外时所持的审慎与克制立场。公共政策被视为拒绝执行外国裁决的“安全阀”，但其开启条件极为严格。法院严格将其限定于审查支持裁决的外国法律原则是否与执行地国最根本的道德与正义观念相冲突，而非充当对仲裁实体裁决结果进行“二次审查”的上诉渠道。这有力地维护了国际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可预见性，符合《纽约公约》促进裁决跨境执行的宗旨。

2.  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本案判决对“事实争议”与“法律原则”的区分具有关键意义。当事人对仲裁庭证据采信、事实认定的不满，无论其在国内法语境下可能涉及“胁迫”、“显失公平”等概念，只要不上升为对作为裁决准据法的整体法律体系根本价值的挑战，就仍属于仲裁庭的裁量范围，不能轻易转化为成功的公共政策抗辩。作为当事方，必须在仲裁程序中竭尽全力提出证据和主张，寄望于在执行阶段以事实认定不公为由翻盘的成功率极低。

3.  程序性权利的及时行使本案凸显了在仲裁地寻求司法救济的重要性。刘某某声称仲裁协议因胁迫无效，但其未依据仲裁地法（中国《仲裁法》）在法定期间内向中国法院申请撤销裁决。这一程序上的不作为，削弱了其在执行地法院提出相关抗辩的力度。对于当事人而言，若认为仲裁程序存在根本性缺陷或仲裁协议效力有瑕疵，应优先并及时在仲裁地利用当地法律提供的司法监督程序，而非等到执行阶段才提出。

4. 中国仲裁裁决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本案中，加拿大法院在当事人对中国仲裁程序提出质疑的情况下，严格依照《纽约公约》标准进行审查，最终驳回了抗辩，准予执行CIETAC裁决。这体现了加拿大司法机关对中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在程序正当性符合公约要求的前提下，给予的认可与尊重。本案再次表明，以中国为仲裁地的裁决，只要仲裁程序依法进行，其效力能够在中国法域外得到有效实现，这有助于增强国际商事主体选择中国仲裁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