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琦琦*

 

摘要：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制度作为《华盛顿公约》框架下的基本制度，关系到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实践中存在大量以仲裁员不履行披露义务为根据提起仲裁员回避的申请。但《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对仲裁员的披露义务的要求比较抽象和概括，仲裁员在实际披露过程中容易出现披露不足的问题。当事方因此认为仲裁员不披露的行为显示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该仲裁规则本身并未规定不履行披露义务的后果，当事方只能通过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方式以否定仲裁员不履行披露义务的行为。在具体案例中，判断仲裁员是否履行披露义务，存在“以仲裁员为中心”和“以当事方为中心”的两种观点。但是，仲裁员回避的标准高于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的标准，导致仲裁员不履行披露义务可能无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为了维护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以及当事方对仲裁庭的信任，应以“当事方为中心”规范履行披露义务的标准，并严格规定不履行披露义务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仲裁规则  仲裁员  披露义务  独立性  公正性

 

一、引言

随着国际投资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诉国家的案件被提交到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以下简称“争端中心”），同时产生大量挑战仲裁员资格的案件（图表一），这些案件中，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遭到质疑。独立性和公正性是仲裁制度的基石（corner stone） 1  。按照《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以下简称“《华盛顿公约》”）作出的仲裁裁决，由于其不受仲裁地法和国内法的审查  2 ，这些案件中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仲裁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3  对仲裁员资格的挑战，不仅影响到仲裁的效率（图表二，平均在3.2个月内），更影响仲裁裁决结果的稳定性。一旦当事方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当事方往往会提出仲裁员回避的申请，以保障自身获得公正裁判的权利，且可能不只一次对该仲裁员提出挑战  4 。甚至在裁决作出之后，当事方仍会依据《华盛顿公约》第52条第1款第1项和第3项的规定，主张仲裁庭组成有缺陷和严重违反基本程序规则  5  ，以否定仲裁裁决的效力。尽管以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作为撤销裁决的理由非常困难  6 ，但是这足以影响仲裁裁决的终局性和稳定性。

在众多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案件中，以仲裁员不履行披露义务或不完全履行披露义务 7  为根据而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案件不在少数。从理论上说，可以通过采取某些事先预防措施或规范措施来避免日后当事方以仲裁员未披露为由挑战仲裁员资格。例如，仲裁员按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ICSID Rules of Procedure for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Arbitration Rules）（以下简称“《中心仲裁规则》”）的要求严格履行披露义务，那么当事方在嗣后则无法以此为根据提起仲裁员回避的申请。又如，仲裁规则可以通过规定时效消灭的方式，使得有意愿挑战仲裁员资格的当事方在仲裁员披露相关事实的情况下迅速（promptly）行使权利，逾期行使权利则视为当事方放弃提出异议的权利，以避免当事方企图通过披露义务实施拖延仲裁的策略。但《中心仲裁规则》所规定的仲裁员披露义务具有概括性，以致于实践中仲裁员的披露行为千差万别，当事方也利用这种模糊规定指责仲裁员未履行披露义务，并据此提起仲裁员回避的申请，拖延仲裁程序进程。大部分国际仲裁规则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和《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等，都要求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披露义务虽存在共性，但不同仲裁规则对披露的时间、内容、标准存在差异，各仲裁规则对披露义务的具体内容尚未形成一致的规定，不同仲裁规则会对仲裁员未履行披露义务或不完全履行披露义务是否能成功挑战仲裁员资格产生不同的判断，这将进一步加剧投资仲裁实践的不一致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仲裁员的披露义务进行研究。考虑到《华盛顿公约》所构建的投资仲裁制度影响范围最广且最为典型，笔者将在本文讨论《华盛顿公约》框架下仲裁员的披露义务 8  ，并分析仲裁员未履行披露义务或不完全履行披露义务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为此，本文首先探讨披露义务的内涵和外延。披露的性质决定披露是否具有强制性特征，披露的时间和应当披露的内容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界定了披露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对性质、时间和应当披露的内容的分析和解释，可以在具体案件中判断仲裁员是否履行或完全履行披露义务。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仲裁员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披露义务的情况下是否可以成功挑战仲裁员资格。挑战仲裁员资格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和标准，而是否履行披露义务也存在一定的标准，两者标准并不一致，因此对两者关系的讨论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清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问题。

 

图表一  9 

 

 

图表二  10

 

二、《华盛顿公约》框架下仲裁员披露义务概述

《华盛顿公约》框架下的仲裁员披露义务体现在《中心仲裁规则》当中，《中心仲裁规则》历经多次修改，关于披露义务的条款也随着规则的修改而得到发展，从披露义务的发展历史分析披露义务，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仲裁员披露义务的具体制度和意义。

（一）仲裁员披露义务的演进及内涵在国家法院系统中，裁判者是由国家任命的法官，通过国家的强制力和背书被认为是独立和公正的，而国际仲裁具有当事人可以非常灵活地选择裁决争议的个人的特点，这也是国际仲裁的主要吸引力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舍弃裁决的公正性和独立性。相反，在国际仲裁中，争议能否公正裁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仲裁员对公正的持续维护。当事方对仲裁员独立和公正的依赖对国际仲裁的声誉至关重要。 11  但在涉及三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中，许多情况下是由双方选定的两名成员和共同选定的首席仲裁员组成的，当事方倾向于选择他们信任的仲裁员，如此前有合作的仲裁员。 12  而另一当事方难以了解对方与对方委任仲裁员的关系。因此，为保障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几乎所有的国际仲裁规则都规定了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并允许当事方挑战仲裁员资格，以保障程序正义。

《中心仲裁规则》文本本身并未直接规定仲裁员的披露义务，仲裁员的披露义务体现在仲裁员接受委任时作出的声明上（make declaration），即《中心仲裁规则》（2006年修改）第6条第2款：“在此附上第1项有关本人过去和现在职业、商业以及与当事双方的其他关系（如系任何存在）之声明；第2项任何可能会使一方对本人作出独立判断的信赖可能产生疑问的情形。本人认为，通过签署这份声明，本人承担持续并及时告知中心秘书长在仲裁进行过程中出现的上述的关系或者情形的义务。”  13

《华盛顿公约》并不包含披露义务条款，1968年最初的《中心仲裁规则》也无仲裁员披露义务条款，1968年《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的声明只包含三个内容：裁决案件的能力、保密义务和公正裁判，即不接受指示和额外报酬的义务  14 。披露义务第一次出现是在1978年的《附加便利规则》（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第14第2款：各位仲裁员在接受委任之时应签署声明，声明应包含“一份关于本人过去和现在与当事双方（如系任何存在）职业、商业或者其他相关关系的附件。”在1982年《中心仲裁规则》第一次修改时，增加了与《附加便利规则》第14条相似的披露义务，即一份关于过去和现在与双方的关系的声明。由于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案件提交到争端中心，国际投资的增长以及国际律所的扩张导致潜在利益冲突范围的扩大，2006年修改的《中心仲裁规则》，加重了仲裁员的披露义务。2006年《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所规定的仲裁员披露义务，不仅包含披露仲裁员与当事双方的其他关系，还包含披露任何可能对仲裁员独立性产生疑问的情形。这些规定即为2006年修改的《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2项的内容。此外，2006年《中心仲裁规则》同时扩展了披露义务的时间范围，仲裁员不仅需要在作出声明之时进行披露，而且在整个仲裁过程中都有持续披露的义务（continuing obligation） 15  。

2016年10月，争端中心启动了新的一轮《中心仲裁规则》修改程序，其中2018年8月的工作文件和2019年3月的工作文件对仲裁员披露的时间和内容进行了细化，体现在工作组制作的一份格式化的《仲裁员声明》（Arbitrator Declaration，以下简称《声明书》）中。修改工作组提议，仲裁员应在接受委任20天内签署《声明书》 16  。该声明书首次写入“公正性”（impartial）文字，并对2006年《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进行重构，通过概括和列举的方式，对披露的内容进行细化。格式《声明书》的第4款第1项为2006年《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1项当事方的职业、商业关系，同时增加了其他“显著关系”（significant），并将关系对象扩展至当事方的代理人、仲裁庭的其他成员、任何第三方资助，但将2006年《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2项要求的时间范围“过去和现在”明确限缩在“过去的5年内”。格式《声明书》的第4款第2项为新增的披露内容，该项要求披露“任何该仲裁员曾经作为代理人、调解员、仲裁员、临时委员会成员、事实调查委员会成员、调停者或者专家证人参与的投资者诉国家的案件。”格式《声明书》的第4款第3项为2006年《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2项的内容，但将须披露的其他情形用“合理地”（reasonably）加以限制，即会使仲裁员的独立性或公正性合理地遭受质疑的其他情形，删去了2006年《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2项“使一方”产生疑问的表述。这份格式《声明书》虽然对披露的内容进行了细化，但是细化的内容过于单一——除《声明书》第4款第1项明确了关系的对象，增加了第2项仲裁员参与的投资者诉国家的案件，第3项作为兜底条款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仲裁员难以依据此格式《声明书》准确判断哪些内容需要披露，哪些内容不需要披露。同时该格式《声明书》并未回应实践中出现的争议，比如公开信息是否需要披露，仲裁员的调查义务的问题。当然，是否采取这份格式《声明书》有待日后行政理事会的表决结果。目前，在ICSID秘书处2021年6月25日发布的第5工作文件可以看出，《声明书》采用的是“合理地对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质疑的其他情形”（Other circumstances that might reasonably cause my independence or impartiality to be questioned）的表述。 17

（二）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的意义

1. 有利于建立当事方对仲裁的信任

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有利于建立当事方对仲裁的信任。在国际投资争端中，争端双方各自选任一名仲裁员的委任方式成为惯例 18 。 在我国与104个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均采取双方各指定一名仲裁员的方式。 19  然而，当事一方对对方指定的仲裁员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倾向，特别是败诉方对仲裁员中立性的怀疑，这种不信任“植根于仲裁员的选任方式” 20  。而在国际仲裁中，组成仲裁庭方面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当事方意思自治原则（the 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21  。这种意思自治体现在仲裁庭的组成方面，即当事方可以自由选择仲裁员，这种自由选择受到的限制很小，只需受到国籍和《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关于仲裁员任职资格规定的限制  22 。为平衡当事方意思自治原则和当事方有权获得独立公正裁判的权利，仲裁员在接受委任时的披露义务显得非常重要。“当事方是他们仲裁过程中的设计师（architect），在仲裁开始之时披露，当事方可以自由选择拒绝或者在了解仲裁员与当事方存在相关关系的前提下持有信心地接受该仲裁员的裁判，好过于在仲裁过程中发现仲裁员与当事方存在相关关系或影响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其他情形。”  23

2. 有利于保障仲裁的公正

首先，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有利于保障当事方的知情权，特别是当事方对对方指定仲裁员的知情权。披露的目的在于允许当事方判断是否同意仲裁员对自身能够胜任仲裁的评估  24 ，即该仲裁员是否符合《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要求的资格 25  ，特别是独立和公正裁判案件的能力。披露义务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中显得尤为重要。《中心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员国籍回避原则，即指定一人作为其所任命的仲裁员，该仲裁员既不得具有任何一方当事方的国籍，也不得为任何一方当事方的国民。 26  因此对当事方来说，获取活动范围不在本国境内的仲裁员的道德品德、声誉和社会关系等信息并不容易  27 。同时，影响仲裁员公正性的利害关系或其他情形具有隐蔽性  28 ，当事方难以主动发现，因此让当事方被充分告知在其看来可能产生疑问的一切情形，有利于保障当事方的知情权。

其次，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可以为仲裁员回避申请的裁判提供重要信息  29 。根据《中心仲裁规则》规定，仲裁员应当披露的内容包括仲裁员与当事方的关系和“使一方对仲裁员独立判断的信赖产生疑问”的情形，而裁定仲裁员回避必须达到《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所规定的“明显缺乏”（manifest lack）要求。显然，应当披露的判断标准低于《华盛顿公约》的要求，即在接受委任之前仲裁员应当披露的内容和范围相对较广。因此仲裁员披露的内容有利于帮助分析仲裁员回避申请案件中仲裁员与当事方的关系和其他情形是否显示仲裁员明显缺乏《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所规定的要求。

3. 有利于保障仲裁程序效率

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有利于保障程序效率。根据《中心仲裁规则》第9条，当事方可以在仲裁程序结束之前提起仲裁员回避的申请，即有可能出现当事方为了拖延仲裁程序在庭审结束之后仍然提出仲裁员回避申请的情形。当事方容易提出的理由往往是一些仲裁员未披露的内容。因此，在规则中明确仲裁员的披露义务，仲裁员得以在声明时严格按照《中心仲裁规则》进行披露，使得有意愿挑战仲裁员资格的当事方在了解相关事实的情况下迅速（promptly）提起仲裁员回避的申请，否则按照《中心仲裁规则》第27条“一方当事方未遵守其知道或应当知道行政和财务条例、本规则及任何其他规则的规定、或仲裁所适用的协议、仲裁庭裁定，并且未及时陈述其主张，应视为依公约第45条，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的规定，即可驳回该申请，以避免当事方企图通过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实施拖延仲裁程序的策略，从而保障仲裁程序效率。

 

三、仲裁员披露的性质和时间

仲裁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分析仲裁员披露的性质有利于确定该行为是否可以通过当事方的合意以排除。而仲裁员披露的时间要求也是分析仲裁员是否及时履行义务的评判标准。

（一）披露的性质

披露在《中心仲裁规则》中具有义务属性。义务是主体以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有效的约束手段 30  ，仲裁员不披露将会面临一定的法律后果。《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规定：“在仲裁庭第一次开庭结束时，任何未签署《声明书》的仲裁员应被视为已经辞职。”但如前述，《声明书》的内容并非只有披露内容，还包含裁决案件的能力、保密义务和公正裁判，即不接受指示和额外报酬的义务。这条规定是简单而非具体的，因为仲裁员只要在第一次开庭前签署《声明书》即可以免于自动辞职的后果，而不考虑仲裁员所签《声明书》的具体内容。因此实践中有出现仲裁员直接划掉《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1项和第2项要求的内容而不披露的情况，31  即仲裁员虽然签署了《声明书》，但并未在《声明书》进行相关内容的披露。

学界对披露的义务属性形成了共识，主要争议在于披露义务的性质，是约定义务还是法定义务，即仲裁员的披露义务能否通过当事双方的合意予以排除。 32  《华盛顿公约》的所有规则具有强制性  33 ，除非规则本身允许当事方作出合意  34 。而披露义务在《华盛顿公约》中并无反映，仅规定在《中心仲裁规则》和《附加便利规则》中，关于当事方能否合意排除仲裁员披露义务的争议由此产生。可以肯定的是，当事方有权选择、修改、替换仲裁规则，因为《华盛顿公约》第44条允许当事方对“仲裁规则”另行协议。仲裁规则具有非强制性特征（nonmandatory character） 35  ，同时《华盛顿公约》在其起草文件中反复强调当事方的意思自治，即允许当事方排除、更改或替换《中心仲裁规则》。 36  但当事方对《中心仲裁规则》的意思自治并非没有限制。从《中心仲裁规则》和《华盛顿公约》的关系看，《中心仲裁规则》从属于（subject to）《华盛顿公约》，对公约起补充和细化的作用  37 ，当《中心仲裁规则》反映（reflect）《华盛顿公约》的强制性规则时或者代表国际法上最基本的公平裁判的程序正义（international minimum standards of fair procedure）时，当事方对仲裁规则的排除、更改或替换要受到限制  38 。

因此，我们需要探讨《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项下的披露义务和《华盛顿公约》的关系以界定披露义务的性质，从而判断当事方是否可以合意排除仲裁员的披露义务。笔者认为，无论是从《中心仲裁规则》和《华盛顿公约》的关系看，还是从基本程序正义看，披露义务都具有强制性，因而应被界定为法定义务。学者克里斯多夫（Christoph H. Schreuer）在评述中直接认为仲裁员的《声明书》具有强制性，而在整个仲裁过程中，仲裁员披露义务的履行正是通过签署《声明书》的方式完成。 39  《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1项和第2项的内容涉及仲裁员与当事方的利益冲突问题，目的是判断仲裁员是否符合《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仲裁员的资格要求，而《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并不允许当事方合意排除，因而具有强制性。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是为了防止利益冲突，保障当事方特别是非指定当事方获得平等和公正裁判的权利，这是基本程序正义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具有强制性，当事方不能通过合意予以排除。

（二）披露的时间

根据《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和《附加便利规则》第13条第2款，仲裁员应在仲裁庭第一次开庭结束前签署《声明书》并附上应披露的信息。这意味着仲裁员可以在被委任之后，甚至是仲裁庭已经组建之后再履行披露义务，但这将严重影响到当事方对仲裁庭组成的异议权。根据《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1款，全体仲裁员接受任命之日仲裁庭即组成完毕，仲裁庭一旦组成，仲裁程序开始而仲裁庭的成员不再变动。 40  这就意味着在仲裁庭组建之后非指定当事方无法依据仲裁员作出的披露内容向指定方提出反对意见，指定方也无权再作出替换仲裁员的决定，非指定方只能通过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方式提出异议以中止仲裁程序，这无异于拖延仲裁进程。

与《中心仲裁规则》允许在第一次庭审结束前披露不同的是，大多数仲裁规则对披露时间的规定均早于仲裁庭正式组建之前。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1条要求在正式委任之前披露相关内容和情况；《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以下简称“《冲突指引》”）标准3解释1项“仲裁员应在接受指定前向当事人、仲裁机构、其他仲裁员指定机构（如果有该等机构且适用的仲裁机构规则如此要求的话）和其他仲裁庭成员（如有）披露该事实或情形”；《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1条第2款“在获得任命或确认前，仲裁员候选人应签署一份有关接受任命、有时间处理案件、具有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声明”；《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5条第3款“每位仲裁员在得到仲裁法院指定之前，均应向书记员签署一份声明”；《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第14条第2款“拟被指定为仲裁员的人在接受指定前应当披露可能对其独立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情形”。《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国际投资仲裁规则》第14条第2款“仲裁员在接受选定或指定之时，应立即签署并向本会提交一份具备公正性与独立性及有时间处理案件的书面声明，并在声明中披露可能对其公正性与独立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任何事实或情形。”值得肯定的是，大部分的仲裁员会在仲裁庭正式组建之前披露  41 ，只有少部分案件中的仲裁员是在仲裁庭组建之后进行披露，比如在乌克兰一代公司诉乌克兰（Generation Ukraine v. Ukraine） 42  案中，仲裁员在仲裁庭组建3周之后但在第一次庭审之前进行披露；在维旺迪诉阿根廷（Vivendi v. Argentina，以下简称“维旺迪案”） 43  案中，仲裁员在仲裁庭组建1个月后第一次庭审的3天前才披露；在知瓦利诉格鲁吉亚（Zhinvali v. Georgia） 44  案中，仲裁员在第一次庭审中进行披露。

根据2006年修改的《中心仲裁规则》，仲裁员在整个仲裁阶段有持续披露的义务，但并未规定仲裁员的披露义务何时结束。只有仲裁员在应当披露时间内没有进行披露，当事方才有基础挑战仲裁员资格。《中心仲裁规则》规定，当事方应当在仲裁程序（proceeding）结束之前尽快（promptly）挑战仲裁员资格。 45  而根据《中心仲裁规则》第37条的规定，当事方完成申辩即宣示仲裁程序结束。一般而言，一个案件（含合并审理案件）的仲裁庭只开一次庭；但例外情况下，在裁决作出前仲裁庭因发现对裁决有决定性影响的新证据或对澄清某些具体案情必要时，可再次开庭审理， 46  当事方仍可通过重新请求开庭审理的方式延长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的时间范围。如果将披露的结束时间确定在当庭申辩结束时，而当事方可以在裁决作出之前的任何时间提起仲裁员回避的申请  47 ，即当事方可以在当庭申辩结束之后和裁决公布之前的时间内以仲裁员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披露义务而提起仲裁员回避的申请。但这会导致仲裁员在当庭申辩结束之后没有披露义务，却有被挑战资格的风险。但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明确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的时间范围，特别是结束时间，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的时间范围应与提起仲裁员回避之诉的时间一致。两者时间的一致可以实现规则的自洽，使得当事方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合理期待在庭审结束之后的合议期间和裁决书撰写期间也能得到保护，虽然可能存在拖延仲裁程序的风险。

 

四、仲裁员披露的内容

《中心仲裁规则》施加给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并非要求仲裁员事无巨细地披露所有的内容，而只需要根据规则的要求披露“与当事方的关系”和“其他会使一方对仲裁员作出独立判断的信赖产生疑问的情形”两个方面的内容。而这两方面披露的具体内涵在《中心仲裁规则》有不同。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公开信息是否需要披露的问题。

（一）与当事方的关系

《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1项要求披露“有关本人过去和现在职业、商业以及与当事双方（如系任何存在）的其他关系”。存在疑问的是“过去和现在”是否包括仲裁员过去整个人生阶段，“与当事双方”是否包含当事方的代理律师或当事方的专家证人等。在阿尔法诉乌克兰（Alpha v. Ukraine，以下简称“阿尔法案”）一案中，被申请方对申请方指定的仲裁员约兰·突博瓦兹（Yoram Turbowize）提出挑战仲裁员资格申请，理由是突博瓦兹与阿尔法的代理律师20年前有在哈佛大学共同学习的经历，而突博瓦兹并未对此种关系进行披露。突博瓦兹解释认为，这种共同学习经历的关系是微小的，且发生在20年前，因此不需要披露。仲裁庭的其他成员 48  认为，《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1项的法律语言是简单明了的，它要求仲裁员披露所有与当事方的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发生在遥远的年代还是影响微小的。 49  但由于限定在“与当事方”的关系，因此仲裁员和当事方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不在第1项要求披露的范围内。 50

《中心仲裁规则》要求披露的关系为“职业、商业和其他关系”，但其并未进一步规定需要披露何种“职业、商业和其他”。应当认为，“职业关系”包括仲裁员曾经或现在是当事一方的代理人、雇员、咨询师或者顾问。  51 “商业关系”产生于商业交易，如仲裁员持有当事一方的股份。“其他关系”包含家庭关系，如仲裁员与当事一方存在配偶、血亲或姻亲关系；也包含个人关系，如长期的朋友关系。52  关系的主体为“本人”和“当事方”，在阿尔法案中“本人”指仲裁员自身与当事方的关系，不包含仲裁员的律所与当事方的关系。“当事方”并不包含当事方的代理人、证人或专家证人。《中心仲裁规则》并未对“当事方”进行定义，狭义上的当事方仅指争端中心注册登记的争议双方，但广泛意义上的“当事方”应当包含法律实体或个人 53  。因为当事人一方通常是法人，因此该法人的经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或者是对该法人有实际控制能力的自然人也应该涵盖在“当事人”的范围内。当事人的另一方通常是国家，因此也有合理必要披露与该国家的官方代表人、国家领导人、总理或是国会成员等可以代表国家的自然人之间的关系。

学者卡莱尔·达埃勒（Karel Daele）认为只要与当事方存在关系，无论这种关系发生的时间，无论这种关系是否重大，也无论是否会引起当事方对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都应当披露 54  。这种观点在《中心仲裁规则》修改文件中可以窥见，1984年《中心仲裁规则》第一次参照《附加便利规则》引入披露内容之时，只要求披露“本人过去和现在与当事双方（如系任何存在）职业、商业或者其他相关（relevant）关系”，而在随后的修改中删除“相关”的表述。“相关”的文字表述将披露的关系限定在对案件有一定影响力，删除“相关”即不再受关系影响大小的限制，任何关系都应当披露。

（二）其他情形

《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2项要求披露任何会“使一方对仲裁员作出独立判断的信赖可能产生疑问的情形”，即其他情形。在阿尔法案中，仲裁庭的其他成员通过文意解释对《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1项（即“与当事方的关系”）和第2项的内容做了区分。在披露的内容范围方面，根据韦伯斯特大辞典（Webster’s Dictionary），“情形”指的是“相伴随的或是具有确定他种事件的状态、事实或事件”55  ，而第1项只要求披露“关系”，因此“情形”比“关系”内容范围要广泛  56 。但“情形”披露的要求在某些方面要比“关系”狭小，如第2项并无第1项“过去和现在”以及“如系存在任何”的文字表述，同时第2项对于披露的内容有“一方对仲裁员作出独立判断的信赖产生疑问”为限，在第2项要求的披露内容项下，仲裁员并不需要披露过去和现在发生的所有情形，仅需披露有可能产生疑问的情形。 57

“情形”是大概念，包含实际上的各种关系、利益、与案件有关的任何联系。这里的关系不再限制与当事方的关系，还包括仲裁员与其他仲裁员、当事方的代理人、证人、专家证人的关系，也包括仲裁员与其他相关人员来自于同一个职业协会，或者是仲裁员与当事方法人集团之间的关系。利益包含仲裁员本人或是家庭成员对案件结果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58  这些情形甚至包含仲裁员曾经在公开演讲或是学术期刊上对与当事方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的观点。 59

还需要澄清的是，“仲裁员作出独立判断的信赖”中的“独立判断”是否包含“公正判断”。独立性和公正性具体内涵不同，在仲裁员回避案件中，虽然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不能完全区分，但仍存在区别。独立性指的是与当事方不存在会影响到仲裁员决定的关系，公正性指的是仲裁员不对当事方存在偏见或倾向性（predisposition）60  。笔者认为，《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2项的“独立判断”应当包括“公正判断”。大多数仲裁规则所规定的披露义务都要求仲裁员披露有可能对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疑问的内容  61 。更重要的是，从《华盛顿公约》不同语种文本的规定来看，“独立判断”应当包括“公正判断”。独立判断来源于《华盛顿公约》第14条和第40条以及《附加便利规则》第8条，仲裁员应当“可以被信赖作出独立的判断”，《华盛顿公约》英文版本仅包含独立（independent）的表述，但具有同等效力的西班牙版本公约同时包含独立性和公正性要求，因此“仲裁员作出独立判断的信赖”应当解释为仲裁员应披露会使一方对仲裁员作出独立和公正判断的信赖产生怀疑的“情形”62  。

（三）公开信息是否需要披露的问题

“披露”（disclosure）一词在《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的解释为“使之前不知道的事情公开化的行为”  63 ，因此存在披露的内容是否以非公开信息为必要的问题。在潮水公司诉委内瑞拉 64  （Tidewater v. Venezuela，以下简称“潮水案”）和通用诉委内瑞拉  65 （Universal v. Venezuela，以下简称“通用案”）案中，申请方对被申请方指定的仲裁员布里吉特斯·特恩（Brigitte Stern，以下简称特恩）提出仲裁员回避的申请，理由是特恩在多个案件中被委内瑞拉委任为仲裁员，并且在特恩最初的声明中并未按照《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进行披露，而是直接删掉了第6条第2款第1项和第2项要求的内容。特恩提交的解释认为，在声明中她只需要披露未公开的信息，她在多个案件中担任仲裁员的信息在争端中心网站均可获得，因此不需要披露。在阿尔法案中，被挑战的仲裁员突博瓦兹认为他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经历记录在争端中心官网仲裁员名单中上传的个人简历中，这份简历是公开的且通过简单途径可获知的，因此不属于披露范围。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认为，《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未对公开信息和非公开信息进行区分，也并未将披露的内容限制在非公开信息，披露的内容应当包含公开信息。因此，仲裁员应当持有充分的注意义务将公开和未公开的信息记录在声明中。 66

公开信息的难点就在于信息的获知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特别是在提出挑战仲裁员资格申请过程中，需要分析当事方何时知道该公开信息，因为这关系到当事方是否在时效内提出申请。在阿尔法案中，仲裁庭的其他成员在分析此案时提出一个开创性的命题，在分析委内瑞拉是否在时效内及时提出取消仲裁员申请时，即委内瑞拉是何时知道突博瓦兹与阿尔法的代理人有共同的学习经历。裁定仲裁员回避案件的成员提出，当事方是否有最基本的调查义务。他们认为，突博瓦兹的个人简历已上传至争端中心网站，只需要用谷歌等普通浏览器搜索仲裁员和原告代理律师的名字就能马上搜到哈佛学习的事实。但裁定仲裁员回避案件的成员对这个问题是持谨慎态度的，基于经济性原则，委内瑞拉提起的其他根据均被驳回，其他成员决定对此问题予以保留。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虽然并未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但给未来提交争端中心仲裁的争议当事方一个提示，当事方在仲裁员接受委任之时，应进行基础的调查工作，以避免出现日后因不及时提起申请而被驳回的风险。

 

五、仲裁员披露义务下的调查义务

法律不强人所难，只有在仲裁员本人清楚存在该种关系和情形或是有理由相信存在该种关系和情形时，仲裁员才有披露义务。当仲裁员不知晓该种关系和情形时，仲裁员无披露的义务。仲裁员可以因不知晓而免责。但《中心仲裁规则》并无规定仲裁员是否有调查的义务，即仲裁员是否有调查存在《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要求应当披露的关系或情形的义务。

在苏伊仕诉阿根廷（Suez v. Argentina，以下简称“苏伊仕案”） 67  一案中，阿根廷对苏伊仕指定的仲裁员考夫曼·科勒（Kaufmann-Kohler，以下简称考夫曼）提出仲裁员回避的申请，理由是考夫曼是瑞士银行（Union Bank of Switzerland）董事会的成员，而她在声明中并未披露此身份。阿根廷指出，瑞士银行是本案中两个申请方苏伊仕和维旺迪的股东；瑞士银行对水利部门（同本案苏伊仕在阿根廷的投资部门）进行投资研究和营销，并在全球范围内设计并销售水利部门的金融产品；而考夫曼作为瑞士银行董事会成员，瑞士银行以瑞士银行的股票作为考夫曼的部分酬劳，因此她间接持有其中两申请方的股份。考夫曼解释，首先她并不知情瑞士银行与苏伊仕和维旺迪存在商业关系。随后通过向瑞士银行求证，瑞士银行持有2.38%维旺迪的股份（截至2007年3月31日），持有1.3%（截至2006年4月18日）和2.13%（截至2007年3月31）苏伊仕的股份。其次，瑞士银行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机构，与许多公司和国家存在经济关系，而她作为独立董事并非执行董事，她个人并未参加任何单个投资决定也没有收到任何关于单个投资的信息。最后她认为在接受瑞士银行独立董事委任之时，她向瑞士银行提交了一份她作为仲裁员正在参与的仲裁案件名单，并被瑞士银行告知她与这些案件没有利益冲突，除了美国杯评委会（America Cup Jury）一案（随后辞职） 68  。仲裁庭的其他成员通过分析考夫曼和瑞士银行的关系，并分析瑞士银行和苏伊仕、维旺迪之间的关系，认为考夫曼和苏伊仕、维旺迪之间的联系是遥远和微不足道的。而针对考夫曼不履行披露义务的行为，仲裁员是否被要求披露她所不知道的事实，其他成员的回答是否定的，认为当一名仲裁员没有理由去推测存在这种利益冲突的话，那么强加在她身上的披露义务是不合适的  69 。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进一步分析考夫曼在接受这种在全球有大量业务的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职位时，是否有调查瑞士银行与当事方利益冲突的责任。

在披露义务下的调查义务这个问题，《华盛顿公约》《中心仲裁规则》和《附件便利规则》均未包含调查的内容，但仲裁员应承担利益冲突的调查义务被争端中心案件所确认 70  。而对于如何履行调查义务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在挑战仲裁员资格案件中所采纳的观点，即仲裁员需要承担有限的调查义务，这种调查责任可以依赖于第三方的调查结果，因此这是要求较低的调查义务。以苏伊仕案为例，仲裁庭的其他成员根据瑞士公司法、银行法和董事股票交易规则，认为瑞士银行有很强的动机确保考夫曼的独立性，否则瑞士银行将面临国内法上的法律后果。因此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认为考夫曼可以根据瑞士银行作出的利益冲突的检测结果，认为瑞士银行与本案没有利益冲突，因此无需履行进一步的调查义务  71 。

另一种是以撤销裁决临时委员会为代表的观点，即仲裁员不得依赖第三方的调查结果，这是要求较高的调查义务。阿根廷提出撤销苏伊仕案的裁决，同样是以考夫曼未披露瑞士银行董事会成员的身份为事实根据，认为考夫曼未履行披露义务的行为显示她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因此根据《华盛顿公约》第52条第1款第1项仲裁庭的组成不适当，应撤销裁决。临时委员会在分析仲裁员披露义务下的调查义务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临时委员会认为，考夫曼在接受瑞士银行独立董事任命的第一件事就是应具体调查瑞士银行和正在进行的仲裁双方是否有关系，以及存在何种关系，而仅仅向瑞士银行提交一份考夫曼正在进行的仲裁案件名单并未完全承担调查的责任，考夫曼应该要求瑞士银行提供瑞士银行与当事方存在何种具体联系的信息而不是直接接受瑞士银行“不存在利益冲突”的检测结果。调查责任应当由考夫曼自己承担而不是将调查责任转移给瑞士银行，因为瑞士银行是从自身角度判断利益冲突，这个调查结果服务于瑞士银行是否有必要继续聘任考夫曼为董事  72 ，但是从仲裁当事方的角度看，对于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因此以临时委员会为代表的观点认为这个调查责任必须由仲裁员本人承担。

笔者认为临时委员会的观点更合理。首先，“没有人比仲裁员本人更清楚回避事由的存在” 73  ，仲裁员最清楚本人是否和当事方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存在何种利益冲突。其次，任何人不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nemo judex in parte sua）是自然正义和基本法律原则的要求 74 ，由瑞士银行自身作出利益冲突的判断有违基本原则，虽瑞士银行的调查行为有国内法的约束，但存在瑞士国内法所要求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与《华盛顿公约》要求的内涵是否一致的问题。最后，由于仲裁员身份的独特性，仲裁员大多是社会中的法律从业者，仲裁员的职业关系和内容往往具有保密性，保密协议的存在也限制了仲裁员依据独立第三方进行利益冲突调查的可能。

 

六、披露义务的标准

《冲突指引》通过对具体情形非穷尽式列举清单的方式，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形进行分类，以便相关主体作出是否披露的判断。清单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不可弃权的红色清单”，包括了基于“任何人不得为自己的法官”这一首要原则的各种情形；“可弃权的红色清单”，包括了各种重大但不严重的情形；“橙色清单”，即从当事人角度看，视具体情形而定可能会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绿色清单”，即从客观角度看，表面不存在且实际不存在利益冲突的具体情形。虽然《冲突指引》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争端中心案件中普遍承认该《冲突指引》具有指导性（instructive）和说服力（persuasive force）。 75  因此，在判断ICSID仲裁案件中仲裁员没有履行披露义务时，是否不考虑仲裁员未披露内容的具体情况而将所有未披露的行为认定为仲裁员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披露义务值得思考和分析。比如说是否仲裁员没有披露就将其认定为未履行披露义务？是否仲裁员仅仅未披露绿色清单中“仲裁员与一方当事人的法律顾问先前曾经一起担任仲裁员” 76  就应被认定未履行披露义务？笔者认为，披露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以保障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仲裁员与当事方有关的情形也有影响力大小的区分，不应将一切未披露的行为一概认定未仲裁员未履行披露义务，《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2项本身也显示披露存在一定的标准，但《中心仲裁规则》对此问题同样没有给出回答。

关于如何判断仲裁员是否履行或是否完全履行披露义务，理论上有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两种观点。主观标准指的是应披露从当事人“看来”会对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而不考虑是否存在正当怀疑 77  ；客观标准指的是应披露当事人对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正当怀疑”的情形 78  ，正当怀疑（justifiable doubt）是指从不了解仲裁员的思想状态的合理第三人角度看，会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  79 。主客观标准的区分点在于是否从当事方的角度考虑以及是否要求具有正当性 80  。如前述，《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1项的披露要求是具体且清晰的，而关键在于第2项“任何可能会使一方对仲裁员作出独立判断的信赖产生疑问的情形”具有模糊性。根据文意解释，对比《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会使本人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justifiable doubt)的情形” 81  和《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可能导致对其公正性或独立性产生任何合理的怀疑（justified doubt）” 82   的表述，可能会“使一方”“可能”（might）产生疑问的表述，显示其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哪些情形需要披露必须从当事方的角度考虑，而且这种“可能”（might）只代表可能性（to be possible） 83  ，和很有可能（likely）的表述程度不同。

主观标准有利于落实披露的目的，确保当事方判断仲裁员是否符合《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的要求，同时有利于当事方信任仲裁庭并接受仲裁庭作出的最终裁决。但主观标准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弊端在于不确定性，声明由仲裁员作出，仲裁员难以知道哪些情形会使当事方对其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从当事方的角度考虑就意味着仲裁员要将自己代入当事方的头脑考虑事情，这对于签署《声明书》仲裁的起始阶段，仲裁员与当事方接触非常少的情况下是很难实现的。同时由于仲裁员和当事方国籍的差异，文化背景、法律观念的不同，对同一个事实或情形不同法律背景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加剧了仲裁员披露义务的难度。这种差异从英国出庭律师（English barrister）的实践可见一般。英国的出庭律师是独立的执业者，但出庭律师受大律师行（barrister chamber）的结构组织安排，即大律师行对外作为一整体，宣传律师行的服务，共享律师行的组织地点和法律职员，集体决定吸收新成员。在国际仲裁中，仲裁员和当事一方的代理律师是同一律师行的成员在英国当事一方看来不会产生怀疑，因此对于这一情形不需要披露，因为他们熟知律师行的概念，但是对于非英国当事方看来这种情形会产生怀疑。 84  主观标准还会产生过度披露的问题，当事方对仲裁员独立和公正判断的依赖，特别是公正性，它是一种思想状态，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85 不同的当事方对情形的敏感度不同，为考虑当事方个体差异会产生鼓励仲裁员尽可能披露所有情形以规避被挑战资格的风险，也有可能导致当事方据披露的内容提出理由不充分的挑战仲裁员资格申请。

但从《中心仲裁规则》的修订过程来看，似乎采取的又是客观标准。2004年10月争端中心秘书处公布《中心仲裁规则》修改工作的讨论文件，参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建议修改《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要求仲裁员披露不仅包含过去和现在与当事方的关系，而且包含任何会对仲裁员独立裁判的能力产生合理怀疑（justifiable doubt）的任何情形。这有利于帮助仲裁员理解利益冲突的问题。” 86  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第6条第2款并无“当事方”的表述。2005年5月，争端中心秘书处发布经过讨论之后的修改的文件，文件中的第6条第2款和《中心仲裁规则》2006年正式生效的文件一致，但是2005年工作文件中第6条的记录（Note）表示，情形指的是对仲裁员独立判断的能力产生合理怀疑（justifiable doubt）的任何情形 87  。

《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的文意和仲裁规则修改的准备文件存在披露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学者卡莱尔·达埃勒（Daele Karel）认为，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到底是采用主观标准还是客观标准取决于“一方”（by a party）如何解释的问题，如果“一方”指的是本案中的当事方的话，那么适用的是主观标准；如果“一方”指的是在所有相同情形下所有纠纷的一方都会对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的情形，着眼于“一方”的共性，适用客观标准。  88 因此在实践中对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标准存在两种观点，一个是“以仲裁员为中心”，另一个“以当事方为中心”89  。

“以仲裁员为中心”是仲裁员回避案件中所采取的观点。虽然国际法中并无遵循先例的原则， 90  但是“以仲裁员为中心”的观点在众多仲裁员回避案件中得到了支持。“以仲裁员为中心”是以仲裁员为视角的合理标准：当仲裁员自己合理地相信这些事实会使一名理性人合理地对其作出独立判断的能力产生怀疑时，仲裁员才需要披露这些事实。91 从仲裁员的角度来判断是否未履行披露义务，目的是避免仲裁员承担过重的披露义务和当事方依据仲裁员所披露的相关性小的情形轻率地提起挑战仲裁员资格的案件。 92

“以当事方为中心”是撤销裁决案件中临时委员会采取的观点，在苏伊仕案撤销裁决中，临时委员会对于披露义务这个问题采取比仲裁员回避案件中更加严格的立场，认为应以当事人而非仲裁员的利益优先，尽管要求仲裁员披露的内容可能会导致理由不充分的仲裁员回避申请。临时委员会认为考夫曼作为仲裁员和世界性商业银行董事的双重身份需要承担特别努力（special effort）的义务。93  因世界性的商业银行和跨国公司产生商业上的联系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因此，这种特别的努力义务应体现在仲裁员进行利益冲突的调查和及时向当事方披露的义务。

披露义务的标准在《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的文字含义和修改准备文件的含义存在差异，实践中也存在分歧。规则的模糊性不利于仲裁员履行义务，也无法为仲裁员回避案件提供规则指引。笔者认为临时委员会的观点更加合理。虽然从当事方的角度考虑，有可能导致大量的仲裁员回避之诉，但是当事方在清楚仲裁员与当事方相关的事实和情形的基础上接受仲裁员的裁判，可以起到禁反言（estoppel）的作用，即当事方事后不能因此提起仲裁员回避的申请。 94  其次，从当事方的角度确定披露的内容，与国际投资仲裁追求的透明化（transparency）目标更加符合，有利于加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合法性基础  95 。最后，有利于维护当事方对仲裁庭的信任。为维护仲裁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中心仲裁规则》需要对披露标准进一步明确化。

 

七、从披露义务和仲裁员回避的关系看仲裁员披露义务存在的缺陷

《中心仲裁规则》并未规定仲裁员不履行披露义务的法律后果，当事方发现仲裁员未披露的事实往往在仲裁庭组成之后。因此，当事方只能通过申请仲裁员回避的方式否定仲裁员不披露的行为。但由于仲裁员回避的标准高于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的标准，导致仲裁员不披露的行为在实践中得不到规制。

（一）披露义务的标准和仲裁员回避的标准不一致

《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以及整个仲裁规则并未规定仲裁员不披露或不完全披露需承担的后果，当事方在得知仲裁员未披露某个事实或情形之时，往往会对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认为仲裁员不披露与对方当事方的关系或情形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公或不独立。因此当事方只能通过仲裁员回避的申请来否定该仲裁员的裁判。

然而，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的标准和仲裁员回避的标准并不一致。披露义务要求披露的是仲裁员与双方的关系和任何可能会使一方对其独立裁判的能力产生疑问的情形。而仲裁员回避的要求是，《华盛顿公约》第57条“一方可以根据明显缺乏第14条第1款规定的任何事实，向委员会或仲裁庭建议取消其任何成员的资格。”国际法学者詹姆斯·克洛福（James Crawford）将《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  96 胜任仲裁员的要求分为三项：（1）高尚的道德品质；（2）在法律、商务、工业和金融方面有公认的能力；（3）可以被信赖作出独立的判断；克洛福认为独立性和公正性要求和前两项要求不同，因为前两项是基于对过去事实的评判，而独立性和公正性具有“预期性”（prospective），即仲裁员未来能在仲裁过程中独立、公正地裁判。 97  成功挑战仲裁员资格必须达到“明显缺乏”（manifest lack）第14条第1款的要求，明显缺乏指的是清楚的（evident）和易于理解的（obvious） 98  ，不需要通过深思就可以得出来的  99 。学者克里斯多夫认为，“明显缺乏”给提出取消仲裁员申请一方施加较重的证明责任 100  。成功挑战仲裁员资格的证明标准也并不统一，存在高度可能性标准（quasi-certain or highly probable）、合理怀疑标准（reasonable doubt）以及客观证据标准（requirement of objective evidence）。高度可能性标准， 101  即申请方要证明仲裁员可能高度缺乏《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的要求而不是仅仅达到可能缺乏的标准。102 合理怀疑标准  103 ，即在知悉案情的且通情达理的第三人看来具有表面偏见。104  客观证据标准，105  即仲裁员明显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必须由客观证据证明，仅仅是怀疑或猜测不足以成功挑战仲裁员资格。106 无论《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采取的是“使一方怀疑”的文意解释，还是采取修改文件中“合理怀疑”（justifiable doubt）标准以及裁判当中的高度可能性标准，成功挑战仲裁员资格的标准都要高于披露义务需达到的标准。 107

 

 

 

（二）驳回以不履行披露义务为根据回避的理由分析不履行披露义务案件统计 

不履行披露义务本身是否能单独构成仲裁员回避的根据，还是必须和未披露的事实相结合。《冲突指引》认为，只有和未披露的事实和情形相结合才能判断仲裁员是否需要回避。 108  在法国电力公司诉阿根廷（EDF v. Argentina）案中，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认为，未披露行为本身不能成为仲裁员回避的根据，必须与会对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的事实相联系  109 。在阿尔法案中，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赞同《冲突指引》的观点，但补充了一个新的观点，当未披露的事实或情形本身表明仲裁员明显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时，或者是未披露行为和未披露的事实或情形相结合足以显示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此时未披露的行为才能成为仲裁员回避的根据 110  。

在苏伊仕案中，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认为，是瑞士银行与苏伊仕和维旺达之间的商业关系而不是考夫曼在瑞士银行董事的身份导致其遭受质疑，因为考夫曼不知情瑞士银行和苏伊仕和维旺迪存在的商业关系，因此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认为如果一名仲裁员没有理由推断可能存在利益冲突，那么强加在仲裁员身上的披露义务是不合理的  111 ，同时认为仲裁员可以依赖于瑞士银行利益冲突的调查结果，因此仲裁员没有进一步调查的义务，仲裁员无披露其所不知的情形的义务。在阿尔法案中，仲裁庭的其他成员采取的是参考《冲突指引》的方式来判断仲裁员是否有披露的义务。仲裁庭的其他成员认为，突博瓦兹与原告代理人20年前的共同学习经历比《冲突指引》绿色清单列举如“仲裁员与一方当事人的法律顾问先前曾经一起担任仲裁员”的情形还要微不足道，因此认为仲裁员根据《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第2项对此事项没有披露义务。

在比利时电力公司诉匈牙利案（Electrabel v. Hungary）、潮水案和通用案中，公开的信息需要披露已得到承认。但对于未披露这个行为是否能构成仲裁员回避的根据，其他成员采用的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评述的观点，即不履行披露义务能否成为仲裁员回避的根据，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未能履行是出于疏忽还是故意，是否为仲裁员出于作出真诚判断无需披露的结果（the result of an honest exercise of discretion），未披露的事实是否足够引起对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怀疑，是勤勉认真的仲裁员行为误差的一部分还是引起独立性和公正性怀疑的一部分。 112  但是裁定仲裁员回避案件的成员认为不披露公开信息往往是仲裁员真诚判断的结果，该信息为公开信息所以仲裁员没有隐瞒的故意，因此认为没有达到“明显缺乏”的标准而驳回。

由于仲裁规则并没有规定仲裁员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披露义务的后果，而不披露的行为往往又达不到仲裁员回避的标准，导致的结果是，《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沦为具文，没有实际约束力。仲裁员虽然有披露的义务，但由于仲裁员回避的门槛比较高，一般情况下都会被驳回（图表三），仲裁员未按照《中心仲裁规则》第6条第2款的要求披露也不会对自身担任仲裁员的身份产生不利后果。这种制度缺陷容易导致披露义务的目的无法实现，最终将会危害仲裁的权威性和裁决的稳定性。

 

图表三

 

八、结语

《华盛顿公约》框架下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披露义务的标准，“以仲裁员为中心”和“以当事方为中心”两种观点代表的是两种价值选择。国际投资仲裁参与主体的多样化导致法律观念的差异，而公正性作为是一种思想状态，自然人裁判者无法做到绝对的公正， 113  这种差异使得仲裁员判断哪些内容需要披露产生更大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考虑由争端中心理事会制定披露指引，将披露义务具体化，通过参考《冲突指引》的方式和现有仲裁员回避案件中当事方提出的根据对披露内容进行非穷尽式列举，提升披露行为的一致性和避免不必要的仲裁员回避申请。尽管《冲突指引》不具有强制性，但当仲裁员未披露指引中所列举的具体事项时，推定仲裁员独立性和公正性达到“明显缺乏”的标准，以有效促进仲裁员履行披露义务和减少仲裁员回避案件加快仲裁效率。 

 

注释：

* 黄琦琦，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硕士，比较法方向，欧盟伊拉斯姆世界联合硕士（Erasmus Mundus Scholarship），13719312537，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市太平镇佛岗村卫生站510000，13719312537@163.com。本文原载《仲裁与法律》第147期。
1.A.J van den Berg, ‘Report on the Challenge Procedure’, in The Arbitral Proces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Arbitrators, Lundon, ICC Publication, 1991, p.87; Gary.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p.1461,1463-1464; Jan Paulsson, “Ethics, Elitism, Eligibility”, Journal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997, p.13.

2.《华盛顿公约》第53条第1款：裁决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不得进行任何上诉或采取除本公约规定外的任何其他补救办法。除依照本公约有关规定予以停止执行的情况外，每一方应遵守和履行裁决的规定。

3.“Arbitration is only as good as its arbitrators.” Lord Hacking, “Arbitration is Only Good as Its Arbitrators”, in Stefan Kröll, Loukas A,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Synergy Convergence and Evolution, Wolters Kluwer, 2011.

4.在ConocoPhillips Petrozuata B.V., ConocoPhillips Hamaca B.V. and ConocoPhillips Gulf of Paria B.V.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07/30)案中，提出6次仲裁员回避的申请；Fábrica de Vidrios Los Andes, C.A. and Owens-Illinois de Venezuela, C.A.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2/21)，提出4次仲裁员回避的申请；Blue Bank International & Trust (Barbados) Ltd.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2/20)，提出2次仲裁员回避的申请。

5.主要理由指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导致当事方受到不公平对待，违反公平的基本原则。

6.R. Doak Bishop and Silvia M. Marchili, Annulment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59.

7.在《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中，规则仅对仲裁员要求披露的行为作出规定，笔者认为该行为与《华盛顿公约》的强制性义务紧密相关，是仲裁员的一项法定义务，因此在本文中“披露”与“履行披露义务”同义，本文在第二部分会对“披露”构成法定义务进行进一步分析。

8.本文的讨论范围限定在当事一方指定仲裁员之后仲裁员的披露义务，并不包含当事方正式指定仲裁员之前仲裁员候选人对指定方的披露。指定仲裁员之前对仲裁员候选人对指定方的披露来自于双方普通民事关系的诚信义务，和本文讨论主旨不相关。

9.数据来自于争端中心网站https://icsid.worldbank.org/en，最后统计时间为2019年3月21日。

10.数据来自于争端中心网站https://icsid.worldbank.org/en，最后统计时间为2019年3月21日。

11.Nathalie Allen Prince, Daisy Mallett, “Arbitrator Disclosure — No Room For The Colour Blind”, Asi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Journal 7 (2), 2011, p.118.

12.J. Lani Bader, “Arbitrator Disclosure – Probing the Issu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12 (3), 1995, p.39.

13.Attached is a statement of (a) my past and present professional, business and other relationships (if any) with the parties and (b) any other circumstance that might cause my reliability for independent judgment to be questioned by a party. I acknowledge that by signing this declaration, I assume a continuing obligation promptly to notify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entre of any such relationship or circumstance that subsequently arises during this proceeding.

14.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4.

15.Suggested Changes to the ICSID Rules and Regulations: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resources, March 21, 2019.

16.Proposals for amendment of the ICSID Rules——Working Paper#2, Volume 1, March 2019, p.666.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Vol_1.pdf, March 21, 2019.

17.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Proposals for the Amendament of the ICSID Rules, Working Paper #5, Volume 1 English June 2021: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WP%205-Volume1-ENG-FINAL.pdf, July 12, 2021, p.228.

18.German Model Treaty -2008, Artcle 9 (3): https://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Download/TreatyFile/2865; 2012 U.S.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Article 27 (1), https://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188371.pdf, March 21, 2019.

19.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一览表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条约法律司: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Nocategory/201111/20111107819474.shtml，2019年3月21日最后访问。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瑞典王国政府关于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6条第3款规定：“仲裁庭应据案单独设立，缔约双方各委任一名仲裁员，再由两名仲裁员协商推举一名第三国国民，并由缔约双方政府委任为仲裁庭首席仲裁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9条第3款规定：“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按下列方式设立：在缔约一方收到缔约另一方关于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缔约每一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11条第3款，“第二款所述的仲裁委员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当事双方各委任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自当事一方收到另一方要求将争端提交第二款所述仲裁的通知之日起六十天内委任，该两名仲裁员在其后九十天内一致同意决定另一名非缔约任何一方国民的第三名仲裁员为首席仲裁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第7条第3款，“专设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国双方应在缔约国一方收到缔约国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各委派一名仲裁员。”

20.Albert Jan van den Berg, “Dissenting Opinions by Party-Appointed Arbitrator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Mahnoush Arsanjani et al. eds, Looking to the Future: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r of W Michael Reisman, Leiden, Brill Academic, 2011, p.824–825.

21.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ases and Materials, 2ed., Netherlands, Wolters Kluwer, 2015, p.671.

22.《华盛顿公约》第14条规定：“指派在小组服务的人员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且在法律、商务、工业和金融方面有公认的能力，他们可以被信赖作出独立的判断。对仲裁员小组的人员而言，在法律方面的能力尤其重要。” Dispute Settlement, ICSID Procedural Issues. UNCTARD /EDM/misc.232/Add.6, p.14.

23.Commonwealth Coatings Corp. v. Continental Casuality Co. 393 U.S. 145, 89 S. Ct. 337（November 18, 1968）

24.《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利益冲突指引》标准3解释3：“披露的目的在于允许当事人判断他们是否同意仲裁员的评估，以及如果他们希望的话，允许其进一步探究所披露的情形。”

25.《华盛顿公约》第14条第1款：“指派在小组服务的人员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且在法律、商务、工业和金融方面有公认的能力，他们可以被信赖作出独立的判断。对仲裁员小组的人员而言，在法律方面的能力尤其重要。”

26.《中心仲裁规则》第3条。

27.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3.

28.陈博闻：《仲裁员公正性的保障——以仲裁员披露义务为视角》，载《北京仲裁》2016年第4期，第145页。

29.Alpha Projektholding GmbH v. Ukraine (ICSID Case No. ARB/07/16),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19 March 2010）, para.47.

3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4页。

31.Tidewater Inc. and others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5),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3 December 2010), para.6.

32.张圣翠：《论国际商事仲裁员披露义务规则》，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第18～25页；马占军：《国际商事仲裁员披露义务规则研究》，载《法学论坛》2011年7月第4期，第80～81页；陈博闻：《仲裁员公正性的保障——以仲裁员披露义务为视角》，载《北京仲裁》2016年第4期，第146～147页；王云：《仲裁员披露制度研究》，载《商事仲裁》2016年第1期，第22～23页。

33.Overview of an Arbitration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process/Arbitration.aspx, April 1, 2019.

34.允许当事方作出合意的条文有：第26、37、38、43、46、47、60、61、62、63条。

35.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76.

36.History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s of Other States, Volume II-1, 2009, p.79, 107, 111, 249, 357, 383, 479, 481, 807.

37.History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Origi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s of Other States, Volume II-1（2009),，p.109, 110, 382, 383, 497, 572.

38.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76, 679.

39.“mandatory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a prospective arbitrator.” 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84.

40.《华盛顿公约》第56条第1款：“ 在委员会或仲裁庭组成和程序开始之后，其成员的组成应保持不变”。

41.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39.

42.Generation Ukraine Inc. v. Ukraine (ICSID Case No. ARB/00/9).

43.Compañia de Aguas del Aconquija S.A. and Vivendi Universal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97/3) - Annulment Proceeding

44.Zhinvali Development Ltd. v. Republic of Georgia (ICSID Case No. ARB/00/1)

45.《中心仲裁规则》第1条。

46.《中心仲裁规则》第38条。

47.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00.

48.根据《中心仲裁规则》第9条，仲裁员回避由仲裁庭的其他成员决定，当取消资格涉及到仲裁庭绝大多数成员或者独任仲裁员时，由行政理事会主席决定。

49.Alpha Projektholding GmbH v. Ukraine (ICSID Case No. ARB/07/16),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19 March 2010), para.55.

50.Alpha Projektholding GmbH v. Ukraine (ICSID Case No. ARB/07/16),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19 March 2010), para.54.

51.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13.

52.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13.

53.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8.

54.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7.

55.“condition, fact or event accompanying, conditioning, or determining another” ，Webster’s Dictionary at 207.

56.Alpha v. Ukraine, para.53.

57.Alpha v. Ukraine, para.49-55.

58.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513.

59.David D. Caron, Lee M. Caplan,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 Commentary, 2ed, Oxford, Oxford Press, 2013, p.206,207.

60.Tidewater Inc. and others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5),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3 December 2010), para.37.

6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1条；《冲突指引》标准三解释1项；《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1条第2款；《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5条第3款；《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规则》第14条第2款；《世界知识产权仲裁规则》第22条第2项；《美国仲裁协会仲裁规则》第17条。

62.Pos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Framework for ICSID Arbitration, ICSID Secretariat Discussion Paper, October 22, 2004. Para16

63.“The act or process of making known something that was previously unknown.”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ition, Minnesota, West Group, 2009, p.531.

64.Tidewater Inc. and others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5),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3 December 2010).

65.Universal Compressi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S.L.U.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9),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0 May 2011).

66.Alpha v. Ukraine, para.54.

67.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and Interagua Servicios Integrales de Agua,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7),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12 May 2008).

68.Suez v Argentina, para.14.

69.Suez v Argentina, para.46.

70.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49.

71.Suez v. Argentina, para.48.

72.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53.

73.2REPORT of the Secretary General on the Preliminary Draft Set of Arbitration Rules，UNCITRAL，8th Session，UN Doc A/CN.9/97( 1974), re-printed in( 1975) VI, UNCITRAL Year Book. 163, 171( Commentary on Draft Article 8( 3) ). 转引自：马占军：《国际商事仲裁员披露义务规则研究》，载《法学论坛》2011年7月第4期，第79页。

74.Vermeule, Adrian. "Contra Nemo Iudex in Sua Causa: The Limits of Impartiality," Yale Law Journal 122, no. 2, 2012, p.384-421.

75.Hrvatska Electroprivreda, d.d. v. Republic of Slovenia (ICSID Case No. ARB/05/24),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6 May 2008), para. 12; EDF International S.A., SAUR Internatinal S.A. and León Participaciones Argentinas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 03/23),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5 June 2008), para. 25, 34, 50, 60; Azurix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12), Decision on Annulment (1 September 2009), para. 263; Participaciones Inversiones Portuarias SARL v. Gabones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8/17),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12 November 2009), para. 15; The Rompetrol Group N.V. v. Romania (ICSID Case No. ARB/06/3), Decision on Participation of Counsel (14 January 14 2010), note 3.

76.《冲突指引》4.3.1.

77.体现该标准的有《冲突指引》标准3解释1项；《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1条第2款。

78.体现该标准的有《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1条；《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5条第3款；《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规则》第14条第2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规则》第22条第2项和第3项。

79.“ Nevertheless create a sufficiently negative perception about an arbitrator’s impartiality and independence to justify his or her removal.” in David D. Caron, Lee M. Caplan,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 Commentary, 2ed, Oxford, Oxford Press, 2013, p.214.

80.陈博闻：《仲裁员公正性的保障——以仲裁员披露义务为视角》，载《北京仲裁》2016年第4期，第149页。

81.《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1条。

82.《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5条第3款。

83.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ition, Minnesota, West Group, 2009, p.1068.

84.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10.

85.丁夏：《谁之公正与何种独立——ICSID仲裁员公正性标准研判》，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13年第3期, 第221页。

86.Possible Improvements of the Framework for ICSID Arbitration, ICSID Secretariat Discussion Paper, October 22, 2004, p.13.

87.Suggested Changes to the ICSID Rules and Regulations, p.12.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resources，March 21, 2019.

88.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12.

89.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1218.

90.Loretta Malintoppi, “Remarks on Arbitrators' Independence, Impartiality and Duty to Disclose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7 (3), 2008, p.352.

91.Suez v. Argentina, para. 46.

92.Daele Karel, Challenge and Disqualification of Arbitrator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therland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12.

93.Annulment decision of 10 August 2010, para.210.

94.David D. Caron, Lee M. Caplan,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 Commentary, 2ed, Oxford, Oxford Press, 2013, p.195.

95.Bottini, Gabriel. “Should Arbitrator Live on Mars - Challenge of Arbitrator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Suffolk Transnational Law Review 3 (2), 2009, p.362.

96.“指派在小组服务的人员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且在法律、商务、工业和金融方面有公认的能力，他们可以被信赖作出独立的判断。对仲裁员小组的人员而言，在法律方面的能力尤其重要。”

97.James Crawford, ‘Challenges to Arbitrators in ICSID’, in David D. Caron, Stephan W. Schill et al, eds., Practising Virt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596-597.

98.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and Interagua Servicios Integrales de Agua,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7),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6 April 2008), para 29.

99.EDF International S.A., SAUR International S.A. and León Participaciones Argentinas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23),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5 June 2008), para.68.

100.Christoph H. Schreuer et al., eds.,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States and Nationals of Other States, 2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sity Press (2009), p.1202.

101.Amco Asia Corporation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Indonesia （ICSID Case No ARB/81/1）,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4 June 1982) 6; Hrvatska Elektroprivreda DD v The Republic of Slovenia (ICSID Case No ARB/05/24), Order Concer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a Counsel (6 May 2008) para 30.

102.Arbitrator’s Impartiality and Independence in ICSID: Blue Bank International & Trust (Barbados) Ltd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Revisited: https://blogs.law.nyu.edu/transnational/2014/01/arbitrators-impartiality-and-independence-in-icsid-blue-bank-international-trust-barbados-ltd-v-bolivarian-republic-of-venezuela-revisited/, February 5, 2019.

103.Compañia de Aguas del Aconquija S.A. and Vivendi Universal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97/3) - Annulment Proceeding,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3 October 2001), para.20; SGS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A. v.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ICSID Case No. ARB/01/13),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19 December 2002); EDF International S.A., SAUR International S.A. and León Participaciones Argentinas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23),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5 June 2008), para.64

104.“An appearance of such bias from a reasonable and informed third person‟s point of view”. Urbaser S.A. and Consorcio de Aguas Bilbao Biskaia, Bilbao Biskaia Ur Partzuergo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7/26)，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12 August 2010), para.43.

105.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and Interagua Servicios Integrales de Agua,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7),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2 October 2007), para.40; 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and Interagua Servicios Integrales de Agua,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7),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6 April 2008), para.24; Alpha Projektholding GmbH v. Ukraine (ICSID Case No. ARB/07/16),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19 March 2010), para.34,37; Universal Compression International Holdings, S.L.U.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10/9 ),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0 May 2011).

106.“Such lack be proven by objective evidence and that the mere belief by the challenger of the contested arbitrator’s lack of independence or impartiality is not sufficient to disqualify the contested arbitrator.” 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and Interagua Servicios Integrales de Agua,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17),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6 April 2008), para.29.

107.Arbitrator’s Impartiality and Independence in ICSID: Blue Bank International & Trust (Barbados) Ltd v. Bolivarian Republic of Venezuela Revisited: https://blogs.law.nyu.edu/transnational/2014/01/arbitrators-impartiality-and-independence-in-icsid-blue-bank-international-trust-barbados-ltd-v-bolivarian-republic-of-venezuela-revisited/, February 5, 2019.

108.“未能披露某些在当事人看来可能对仲裁员的公正和独立产生怀疑的事实和情形，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利益冲突，或随即产生仲裁员回避的后果。 ” 《冲突指引》第11～12页。

109.EDF International S.A., SAUR International S.A. and León Participaciones Argentinas S.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23)，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25 June 2008), para.123.

110.Alpha v. Ukraine, para.64.

111.Suez v. Argentina, para.47.

112.Baker, S. A., & Davis, M. D.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in practice: The experience of the Iran-United States Claims Tribunal. Published by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1992), p.50. 转引自Suez v. Argentine Republic, Decision on Disqualification (12 May 2008), para.44.

113.“Absolute impartiality can only be assured by non-human process.” Catherine A Rogers, 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