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南希  1

 

摘要：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都有对商业机密信息进行保护的强制性规定。在国际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也普遍通过签订保密协议的方式以防止商业机密泄露。根据这些国内法中的保密规范和保密协议，当事人负有不得对外披露受保护的秘密信息的义务，若泄露秘密信息违反了保密义务，当事人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责任，若拒绝披露保密文件，当事人可能面临不利于己方的事实推定，当事人因此面临两难选择。关于保密文件的开示问题，存在两个针锋相对的核心主张：提出文件请求的当事方基于当事人具有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要求持有保密文件的另一方开示文件；而持有保密文件的另一方以保护商业秘密为由提出反对。近年来涉及保密文件开示的最新实践显示，商业秘密异议目前的适用范围和情形较为单一，不够全面，未将当事人因在仲裁庭的命令下披露保密文件而违反国内法或保密协议，并面临严重法律责任的情况包含在内，直接导致当事人面临两难情形。为了解决当事人所面临的两难情形，避免文件开示请求的滥用，同时完善现有规则，本文提议扩大商业秘密异议的解释和适用范围，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文件开示请求的滥用，从避免违反国内法和公共政策的角度保障仲裁裁决的执行。

关键词：文件开示 美国式披露 商业秘密 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 保密异议

 

一、引言

近年来在国际商事仲裁的证据环节中，当事人经常请求开示受各国国内法和保密协议保护的秘密文件。这些保密文件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引发了仲裁庭和当事人的关注，因为开示这些保密文件可能致使拥有文件的当事人违反国内法或保密协议进而面临严重的法律责任。从大的国际背景来看，各国纷纷立法，对含有商业信息的数据和文件进行规范和保护，如美国的《保护商业秘密法案》 2  、欧盟的《保护商业秘密指令》 3  、中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 4  、法国的《封锁法案》 5  等。同时，国际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通过订立保密协议来对特定信息和文件的披露问题进行特别约定是非常普遍的。这些受国内法和保密协议保护的文件在商事仲裁程序中是否能够免于披露？

近年来，关于保密文件开示的最新实践不得不提美国国内诉讼中的披露（discovery）程序  6 ，这些程序涉及大量的保密文件披露问题，在这些案件中，当事人试图通过援引其国内法的抗辩是否成功？美国法院的立场如何？美国法院对于文件开示和保密背后的法律冲突问题、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权衡、各自依据的法律基础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论证的？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二、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及其违反后果

各国普遍对国内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数据和文件进行立法、规范和保护，这方面较为知名的立法有美国《保护商业秘密法案》、欧盟《保护商业秘密指令》、法国《封锁法案》、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商业银行法》、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7  、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瑞士《刑法典》 8  等。同时，在国际商事活动中，当事人通过订立保密协议对特定信息和文件的披露问题进行特别约定也日渐普遍。根据这些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范和保密协议中的保密条款，当事人负有不得对外披露受这些法规协议覆盖的保密文件的义务。本文将主要从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和保密协议两种情况入手，讨论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和违反后果。  9

（一）法定保密义务及其违反后果

由于文化差异和各国政策变化等原因 10  ，在国际规则层面还没有规范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保密义务的公约，也不存在统一的一般性保密规则  11 。在实践中，为了满足当事人的期待，仲裁庭可能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来决定适用于保密问题的规则  12 ，该原则主要考虑与争端具有密切联系的规则，仲裁庭因此可能适用文件所在地或被储存地的法律。  13

较常见的含有规范文件保密性强制性规则的国内法主要有法国《封锁法案》、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银行法》、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瑞士《刑法典》。这些法律都有类似条款——当事人披露保密性文件将构成对这些条款的违反，将面临法律制裁。 14  比如法国《封锁法案》适用于位于法国境内的文件，其中第一条禁止任何人在外国的程序中披露与经济、商业、工业、金融以及技术相关的文件或信息  15 ，第三条接着规定向外提供文件或是回应国外程序中的披露请求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将面临高达6个月的监禁及（或）高达18000欧元适用于个人的罚款，90000欧元适用于公司的罚款  16 。根据该法案，法国当事人负有不得在外国程序中披露保密文件的义务。

披露受法国《封锁法案》保护的保密文件的行为将引发严重的刑事责任，这不是理论风险，而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法律责任。 17  2007年，法国律师克里斯多夫（Christopher X）因在其代理的美国保险诉讼程序中使用了其在法国境内取得的证据，而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决构成违反法国《封锁法案》，被判处10000欧元罚款。 18  该案涉及独立的两个法律程序，一是位于美国的由克里斯多夫代理的保险诉讼，一是位于法国的针对克里斯多夫对外提供证据行为的刑事诉讼。在美国保险诉讼中，原告加州保险局控告被告法国保险公司MAAF（Mutuelle d’assurance artisanale de France）在收购保险公司时涉嫌欺诈，于是代理原告的美国律师委派法国律师克里斯多夫联络了被告MAAF前董事，进行事实调查，克里斯多夫在法国境内取证后将证据用于了美国诉讼程序。 19  法国保险公司MAAF认为克里斯多夫将从法国境内取得的涉及经济、商业和金融的信息用于美国程序的行为违反了法国《封锁法案》，于是在法国地方法院提起了刑事诉讼，法国地方法院判决对克里斯多夫的刑事指控成立， 20  经克里斯多夫上诉，法国最高法院维持了判决。

中国国内法中也有针对保密信息的类似保护条款，如《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条规定：“经营者不得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21  违反该条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将被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根据情节被监管机构处以一万元至二十万元的罚款。 22  《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的原则。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3

其他国家的国内法也包含类似的法规。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7条规定，员工透露和使用在雇主处合法知悉的商业秘密构成刑事犯罪，可能被判处高达五年以下的监禁或罚金。 24  瑞士《刑法典》第273条规定，任何人将其获得的商业秘密向外传递给官方机构、外国组织、私人企业或者他们之中的任何代理的行为都将承担法律责任，被判处高达三年的监禁或罚款，若案情严重，监禁不得少于一年，另外，监禁和罚款可并处。  25

日本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最新的修改对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也进行了更为严厉的刑事规定。在该法案项下，直接获得商业秘密而后泄露了商业秘密的人被称为第一人，从该人手中获得商业秘密的人，称作第二人。 26  该法案修改之前只处罚第一人和第二人，修改后的法案扩大了处罚范围，纳入了一切明知商业秘密却仍然披露商业秘密的人。 27  该法案修改后的刑事处罚也更为严厉，修法后对个人的最高罚款金额从1000万提高到2000万日元。 28  值得注意的是，该法案针对披露商业秘密的三种跨境案件进行了特别规定，施加了更重的刑罚，其中一种就是在日本以外不正当使用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  29

（二）约定保密义务及其违反后果

实践中的保密协议通常含有很广泛、更注重细节的保密条款，针对信息和商业机密提前约定好“保密”“保密信息”“违约责任”等术语的具体含义， 30  根据保密协议的目的以及当事人的需求，可能存在很多情况，本文以保密协议是否涉及第三人为标准，主要对以下两种情况展开讨论：（1）情形一，仲裁案件的当事人A和B签订保密协议；（2）情形二，仲裁案件的当事人A和B，B和案外第三方C签订了保密协议。

在情形一中，仲裁程序中开示保密性文件是否违反保密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密协议的目的以及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如果当事人认为保密协议反映了他们的需求并将保密协议提交给了仲裁庭，那么仲裁员们就应当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赋予该协议效力，将双方当事人的协议作为确定保密信息内容和范围的第一来源。 31  如果当事人签订保密协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在他们内部分享信息，排除任何第三人接触这些信息，那么仲裁庭就应当作出合适的保密措施，将接触保密信息的人限制在特定范围内。

情形二中的问题是，A能否申请仲裁庭作出命令让B开示其与C之间约定保密的文件。诚然，仲裁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提起的程序，第三方并不受此仲裁协议约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文件开示必然存在挑战和限制。 32  但原则上仲裁庭的管辖权是不能延伸至非当事人的，仲裁庭也不能命令非当事人披露其拥有的文件。 33   B与案外人C的关系以及相关的市场情况也可能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请求文件开示的一方与第三方彼此是竞争对手，处在同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那么披露受保密协议所覆盖的与他们市场份额、定价政策或其他商业信息相关的文件就显得十分不合适。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是否开示文件的关键就在于信息自身的性质和内容。比如，如果信息只是涉及拥有文件的当事方公司运营方面很单一细小的事项，开示文件不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那么仲裁庭可以批准文件请求。如果披露核心信息将会造成可预期的严重后果，那么对于披露此种文件的请求，仲裁庭应当拒绝。

披露保密文件构成违反保密协议的情况下，违反方需要承担违约责任。保密协议的当事人通常在保密协议中已经对违约责任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约定，可能是以违约金的形式，也可能是以赔偿损失的形式。如果保密协议中没有违约条款，那么违约责任从原则上来说就以补偿性赔偿（restitution）为基础，由违反保密协议的一方赔偿披露行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34 

在披露商业秘密的情况下，披露秘密文件可能并没有对商业秘密本身造成损失，但披露行为使得商业秘密失去了价值，这种情况下的直接损失就是商业秘密在价值上的损失。 35  在其他情况下，因违反保密协议一方披露保密文件的行为而导致保密协议另一方终止了其他交易，另一方在其他交易里的损失可能也构成损失的一部分。

三、针对保密文件开示的两个核心主张

关于保密文件的开示主要存在两个相对的主张，其一是支持保密文件的开示，主张文件开示的当事人具有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the parties’ right to be heard），这种权利是正当程序原则要求的强制性权利，当事人不得减损。笔者将在1958年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 36  和1985年《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附2006年通过的修正案（以下简称《示范法》） 37  的框架下进行对此讨论。这种权利贯穿整个仲裁程序，包括提交所有关于事实和法律的证据环节。 38  另一个相对的主张是反对保密文件的开示。2010年《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取证规则》（以下简称《IBA证据规则》） 39  的第9条第2款第5项规定，在存在“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grounds of commercial … confidentiality … to be compelling）”时仲裁庭应当（shall）排除这些保密文件的开示，仲裁员对于衡量文件的保密性、决定是否排除开示享有自由裁量权。   40

（一）支持保密文件开示

支持保密文件开示的一方认为，文件开示可能是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若当事人这一权利受到侵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出的仲裁裁决将无法得到执行。

1. 文件开示可能是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

当事人应当被给予充分机会陈述其案情的权利常见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条约、各国仲裁法案和国际仲裁机构规则中。 41  其中，《示范法》第18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受到平等待遇，并应当被给予充分的机会陈述其案情。” 42  鉴于该《示范法》对世界各国国内仲裁立法具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而且直接以《示范法》为基础进行立法的国家和地区高达74个， 43  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在《示范法》框架下的讨论十分必要。根据《示范法》的注释，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以下简称“贸法会”）认为第18条项下的这种权利是当事人最基本的程序性权利，是程序公正以及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 44  该《示范法》的判例法摘要汇编总结道这种权利从本质上来说是强制性的，仲裁员在程序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守且当事人不可减损。  45

在国际商事仲裁的披露方式中，文件开示在国际范围内是最为常见和重要的手段之一。 46  一个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仲裁庭指出，文件开示不仅可以帮助当事人陈述案情，还可以帮助仲裁庭建立起与待决问题相关的事实。 47  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意味着他们可以全面地获取使用所有的书面文件和证据， 48  有时候的确存在这样的关键文件，其缺失将使当事人无法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和立场， 49  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请求方文件开示的请求的确可能剥夺该方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这种情况在瑞士联邦最高法院2011年的一个决定中得到了确认。该案中，上诉人辩称仲裁庭驳回其文件开示请求的决定剥夺了她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决定中认为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包括当事人证明对于案件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的权利，拒绝文件开示请求可能侵犯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进而引发仲裁裁决的撤销程序。 50 

当然，并非所有不批准文件开示请求的决定都会侵犯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如果请求方能够找到其他可用的替代性方式去陈述案情，文件开示并不是如此必需，那么就不存在违反正当程序的情况。在一个贸法会仲裁案件中，位于日内瓦的仲裁庭拒绝了被申请人关于一个融资项目的文件开示请求。 51  当申请人到美国德克萨斯法院申请执行裁决时，被申请人提出反对，辩称仲裁庭之前拒绝自己文件开示请求的决定使得其无法充分陈述其案情， 52  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最后维持了德克萨斯法院的决定，认为被申请人陈述案情的权利并没有被侵犯，因为被申请人已经提供了充足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并且仲裁庭已经予以纳入考量，还给予了这些证据相当大的分量。  53

特殊情况下，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这种权利甚至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一个仲裁庭曾指出：“（仲裁庭）应留意自己控制文件开示的义务，防止证据提交被滥用，同时也应意识到自己肩负允许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义务”。 54  可见，正当的文件开示请求与被滥用之间仅一线之差，特别是在请求方仍然有如交叉询问和专家证人等其他方式来陈述其案情的时候。

2. 拒绝文件开示可能侵犯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因而导致仲裁裁决无法得到执行

当文件开示构成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仲裁庭拒绝文件开示时，仲裁庭作出的仲裁裁决将面临在仲裁地被撤销或在执行地不被承认和执行的风险。《示范法》第34条第1款第2项允许当事人因不能充分陈述其案情而向仲裁地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55  如果仲裁裁决在仲裁地法院成功被撤销，那么这个被撤销的裁决很有可能被执行地法院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5项拒绝承认与执行，尽管执行地法院具有自由裁量权。 56  除此之外，《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第2项还直接规定，若当事人不能充分陈述其案情，仲裁裁决在执行地法院可能被拒绝承认与执行。

在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侵犯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使仲裁裁决进入撤销程序的案例。如一个迪拜国际仲裁中心（DIAC）案件中申请人在迪拜申请执行裁决，而被申请人以自己没有合理机会陈述案情为由要求法院宣告裁决无效。最后迪拜上诉法院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决定，认为仲裁庭有义务保证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违反这种权利将导致仲裁裁决被撤销。 57  又如，路易达孚公司诉图斯卡仑公司一案（Louis Dreyfus S.A.S. v. Holding Tusculum B.V.）涉及在加拿大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ICC）的仲裁裁决，因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没有给予当事人针对一个特定问题进行充分陈述的权利，魁北克高等法院认为这构成了对当地公共政策的违反，最后宣告裁决无效。  58

最后，从仲裁庭的角度来说，他们作出的裁决应当是可执行的。 59  考虑到侵犯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可能威胁裁决的执行以及仲裁庭需保证裁决可执行的这种义务，仲裁员在实践中都十分注重正当程序。 60  为了保障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作出在《纽约公约》项下可以执行的裁决，他们通常都不太情愿去限制或排除证据， 61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仲裁庭最后作出批准或拒绝开示文件决定的具体考量是不透明的，被推荐使用的Redfern清单（Redfern schedule） 仅显示仲裁庭最后的决定。因仲裁庭考量的不透明性和不确定性，当事人和仲裁庭如何以清晰、有说服力的方式来处理保密性文件的开示问题缺乏指引。

（二）在一定条件下拒绝开示保密性文件

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尊重当事人保护其敏感商业秘密的合法利益。 63  在一个ICC仲裁案件中，仲裁庭拒绝了请求方关于开示包含“不可接受的入侵商业秘密”的公司财政状况文件。 64  笔者注意到《IBA证据规则》代表了国际商事仲裁取证环节中的最佳实践，在规范文件开示方面成为国际性标准， 65  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适用，因此以下关于保密性文件的排除开示问题将在《IBA证据规则》的框架下进行讨论。

1. 当存在“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时仲裁庭应当命令排除开示文件

根据《IBA证据规则》第9条第2款第5项，当存在“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时仲裁庭应当（shall）命令排除保密文件的开示。“十分必要”是极为关键的要素， 66  有些学者认为，这个“十分必要”的要求暗含的是在缺乏很强相反理由时一种支持披露的推定。 67  若文件开示的被请求方未提供被请求提供的任何证据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时，仲裁员可根据《IBA证据规则》第9条第5款作出不利推定（adverse inference）。 68  规则看似清楚，但在实际案件中，当事人如何证明存在“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仲裁庭如何判断这些理由是否成立仍然缺乏指引，如何论证、界定和判断保密理由仍具有不确定性。在一个ICC案件中，一方当事人仅宣称案中 “商业秘密涉及的事项并不存在争议”，这样的宣告因缺乏详细解释而未能说服仲裁庭。 69  可见，提出保密异议的当事人必须提出具体的保密理由， 70  以防商业秘密被当事人滥用而“使得唯一的决定性的证据不能被提交”。  71

关于保密信息的种类和范围，结合案例、规则本身的注释以及学者评注，需要保密的信息包括：税务记录、研究与研发信息、菜谱、受银行秘密法保护的信息、成本计算方式、供应商来源、分配渠道、供应商与客户间协议、技术知识、公式或配方等其他商业秘密， 72  还可能包括文件开示请求方可能通过文件开示获得竞争优势的待披露的商业秘密 73  、报价、定价政策、提供货物或服务的合同条款以及盈利能力。  74

其次是关于“十分必要”的内容，一个专门研究国际商事仲裁证据规则、文件开示的律师纳森·奥马利（Nathan D. O'Malley）认为是否存在“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一个事实问题。 75  在2005年加拿大JLT保险公司诉西部油砂公司案（Jardine Lloyd Thompson Canada v. Western Oil Sands Inc.）中，非本案当事人在面临仲裁庭的披露命令时，引用《IBA证据规则》第9条第2款第5项提出了保密异议，要求仲裁庭对案中的文件开示进行平衡利益冲突的测试。 76  非本案当事人提出应当权衡后支持文件的保密，特别是在提出文件开示请求的被申请人自己无法证明文件的重要性、无法证明不披露其将受到损害的情况下。 77  作为回应，被申请人辩称并没有证据证明被请求开示的这些文件存在任何商业或技术保密利益。 78  遗憾的是，本案中涉及的仲裁庭和法院在他们的决定中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并解释，没有确认“十分必要”的涵义。

从文本的角度切入，笔者认为这条规则通过特地植入“十分必要”这个词，为保密异议设置一个相当高的门槛，以防那些拥有很高经济价值的商业秘密或信息的泄露使当事方遭受巨大的损失  79 。这些商业秘密的重要程度的例子可以参考：保密安全机制之于信用卡公司、秘密巧克力配方之于巧克力生产商、药物研发机密之于制药公司。 80  可见，商业秘密本身的商业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另外，涉及公司基础运营的银行账户信息和纳税信息也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保护范围。在一个ICC仲裁案件中，文件开示的请求方要求开示对方公司的银行账单和纳税申报表，想要获得对方公司财政状况的信息，最后仲裁庭认为该请求过于具有侵略性，拒绝开示这些文件。 81  因此，排除开示的例外仅仅覆盖了那些最高级别的秘密信息。

2. 仲裁庭有权作出适宜的保密措施

《IBA证据规则》第9条第4款规定了仲裁庭有权作出必要的安排来保证涉密证据的提交， 82  保密措施包括：重新编辑保密信息、签订保密协议、通过仅向特定人群的方式限制披露范围以及任命一位专家来审核文件等。在论及保密措施的适用条件和保密效果时，法国著名仲裁员伊夫德朗斯（Yves Derains）于2009年引入了绝对保密和相对保密的概念，区分它们的标准在于是否排除文件开示的请求方和仲裁员接触保密文件， 83  前者采取绝对排除的立场，认为文件开示的请求方和仲裁员不能接触保密文件，而后者则仅要求防止这些文件不在程序之外使用即可，文件开示的请求方和仲裁员可以接触保密文件。   84

在绝对保密的情形中，可以通过任命专家来对保密文件进行审核，这种方式既保证了文件开示请求方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又尊重了被请求方的保密考量。具体如何任命专家可参考《IBA证据规则》第3条第8款。一般来说，这名专家须独立且公正，在保密环境下审核文件后就保密异议事项向仲裁庭汇报，这名专家可通过描述文件中包含信息的特征，向仲裁庭和当事人报告。 85  实践中，仲裁庭可具体指示该专家以一种对商业秘密或第三方秘密影响最低的方式来审核文件。  86

与绝对保密不同，相对保密不是绝对排斥文件开示，其目的主要是防止程序中开示的文件泄露，被程序外的其他渠道使用，因而对保密的要求没有绝对保密那么高。相对来说，仲裁庭可采取保密措施的方式更丰富一些。如一个ICC仲裁庭曾发布保护命令，限制程序中披露的文件和信息，尽可能避免这些信息被泄露给第三方， 87  该案中双方当事人还签订了保密协议，约定获得这些文件的当事人仅能在本仲裁程序中使用文件。 88

相对保密的情况里仲裁庭还可以采取限制获取保密信息的人群的方式来达到预防泄露的目的。在一个适用《美国仲裁协会国际仲裁规则》的仲裁案件文件开示程序中，一方当事人披露了从一个计算机软件产业的竞争者那里取得的某些材料，仲裁庭随后发布了一个保密命令，严格限制双方当事人雇佣的外部律师和外部专家接触这些材料以防止泄露， 89  这个案子后来到了纽约最高法院上诉部门，该部门认为仲裁庭采取的这个“仅律师可见”的命令不构成不合适的命令。 90  另一个位于瑞士的仲裁庭也采取了同样“仅律师可见”的方案来保护保密性信息，同时还通过保密协议的方式，将可以接触到这些信息的人严格限制在号称“保密俱乐部（confidentiality clubs）”的范围内。91 

（三）保障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与保护秘密信息之间的关系

两个主张所依据的法律规则是应当考虑的第一点。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作为正当程序的强制性要求，通常可以在可适用的程序性规则中找到，如仲裁机构规则或仲裁地法。 92  这些都是直接适用于程序且对仲裁庭有约束力的规则。而保密异议的法律基础则是《IBA证据规则》，属于国际实践， 93  当两者冲突时，《IBA证据规则》第1条第1款条关于本规则适用范围的规定提供了解决的思路：“若当事人约定或仲裁庭决定适用《IBA证据规则》，取证应适用本规则，除非本规则的任何具体规定与当事人或仲裁庭决定的案件适用法律的强制性条款相抵触。” 94 

笔者发现这个条款表面上将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置于优先位置，但是后来的《IBA证据规则》评注又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仲裁庭应当批准文件请求，“当仲裁庭确认（1）请求方希望证明的问题对于案件结果是相关且具有实质性的影响；（2）第9条第2款的异议理由都不成立；（3）文件请求本身满足了第3条第3款的要求”。  95  这条评注很明确的将第9条第2款项下的保密异议视为可以阻挡仲裁庭命令开示保密文件的理由之一。

四、保密文件开示的新近实践

在保密文件开示的最新实践中，美国国内诉讼中的披露（discovery）程序最具代表性，在这些案件里拥有文件但不愿披露的当事人时常提出保密异议，援引国内法进行抗辩。这些案件证明，当事人因披露保密文件，可能违反国内法进而面临法律责任。下面笔者分别以法国法、德国法和中国法为对象进行考查。

（一）涉及法国《封锁法案》的保密文件开示新近实践

法国《封锁法案》禁止法国当事方在外国的程序中披露含有经济、商业、工业、金融以及技术信息的保密文件，违法的披露行为将构成刑事犯罪，面临重罚。 96  在美国的披露程序中，法国当事方面对文件披露命令，反复援引《封锁法案》进行抗辩，其中，两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是1958年和1987年由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瑞士国际工商业参与协会公司诉罗杰斯案  97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pour Participation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S.A v. Rogers，以下简称“罗杰斯案”）和法国国家航太工业公司诉美国爱荷华州南区法院案  98 （Société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érospatiale v.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Iowa，以下简称“法国航太案”），这两个案件间隔的三十年间还存在一些零散的案例  99 ，笔者将重点关注这两个案件，以说明美国法院前后对违反法国《封锁法案》的立场变化和论证过程。

罗杰斯案中，瑞士控股公司起诉美国政府，试图要回之前自己所有而后在二战中被美国政府查封的一处财产，该公司主张这处资产在查封时为德国国家所有，但自己才是其合法的所有人。美国政府在程序中迫使该瑞士公司披露了许多位于瑞士的银行记录，包括大量保密文件，但是该瑞士公司援引瑞士刑法和银行法的条款保留了一部分。地方法院认为瑞士公司遵守披露命令的行为是善意的，但因其未能遵守披露文件的命令而最后决定驳回诉讼请求，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个决定。 100  随后，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全体一致推翻了这个驳回决定，认为瑞士公司作为申请人不能根据《封锁法案》辩称对文件没有控制权，其次地方法院有权命令受其管辖的当事人出示证据，即使这样的披露行为可能违反《封锁法案》。 101  罗杰斯案明确了法院在违反外国法案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命令当事人披露保密文件，只要法院对于当事人具有管辖权且当事人对于文件具有控制权。 102  然而此案并没有对一些问题给出指引，如何时应当赋予这些法案效力、何时可以强迫披露，法院仅建议说需要个案分析 。103

法国航太案是里程碑式的代表性案件，原告法国国家航太工业公司因美国爱荷华州发生的飞机坠毁事件起诉一家法国国有企业，在第一轮文件披露过程中，该公司遵守命令提交了文件，但在第二轮，公司向法院申请保护令，称这些文件位于法国，《封锁法案》禁止其披露， 104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法国《封锁法案》并不“剥夺美国法院命令受其管辖的当事人披露证据的权力，即使这样的披露行为可能违反这个法案”。 105  最高法院进行了一个利益平衡测试，考虑了以下因素：（1）文件或信息请求对于诉讼程序的重要程度；（2）文件请求本身的详尽程度；（3）这些信息是否源自于美国；（4）是否存在获取信息的可替代性方式；（5）不遵守文件披露请求将对美国利益造成的损害程度或遵守了文件披露请求将对信息所在国的利益造成的损害程度。 106  最高法院而后进一步总结到尽管存在进行封锁的法案，但只要在国外没有相应的程序进行，美国法院能够命令披露位于外国境内的文件证据。 107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航太案只是这一系列案件中的一例，根据2014年一个研究法国当事人引用《封锁法案》与《海牙取证公约》的美国案例总结表格，记录在册的援引法案和公约来阻拦文件披露的案件一共33件，其中根据法国《封锁法案》提出的抗辩都被驳回了。 108  大多数美国法院丝毫没有尊重法国的《封锁法案》，各个法院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优先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尽管它们下达的披露命令迫使披露文件的法国当事方陷入了违反国内强行法并面临严重刑事处罚的状态。 109 

（二）德国银行面临披露保密文件的新近实践

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83条第1款第6项规定：“当证词涉及保密义务项下的事实时，因职务、职业或身份而知悉一定事实的人有权拒绝作证，由于该事实的性质或法律要求对该事实进行保密。” 110  德国银行因频繁在诉讼中收到法院要求其披露保密文件的命令，常援引此条拒绝提供文件。 111  以“美国诉花旗银行案” 112  为例，该案是美国法院第一次适用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二次）》第40节中的平衡测试对保密文件的披露问题进行分析。

此案中，大陪审团向花旗银行纽约分行发送传票，要求银行披露与特定客户相关的文件，以协助正在进行的涉嫌反垄断违法行为的调查，要求银行提交位于纽约和法兰克福的文件，银行拒绝提交位于法兰克福的材料，称这将违反德国法，引发民事责任，使银行遭受经济损失。地方法院因银行拒绝合作而判处银行藐视法庭，并处罚金。

在上诉之前的听证程序中，银行聘请了德国法的专家证人，该专家证人称在德国，被授予营业执照的外国银行不得披露与其客户事务相关的信息，即便美国法院提出披露要求， 113  该专家称披露文件的行为违反银行与客户间的合同义务，而且只有客户才具有免除银行披露义务的特权，银行若违反银行秘密法将面临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该专家还明确表示只有银行客户单方面有权命令银行披露特定文件，如果违反这样的命令银行将按照违反法院禁令的规定受到刑事处罚。地方法院于是决定休庭，允许银行去取得其客户的命令，但是这并没有奏效。就在第二天，客户表明不愿意走德国法下的程序，还表示如果银行遵守美国法院的传票并提供了文件，他将起诉银行违反合同，还将动用其在德国产业界的影响力起诉银行。

基于此，花旗银行坚决拒绝提供位于法兰克福的文件，于是美国的地区法院举行了第二次听证，之前那位专家这次又作为政府的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同另一位专家共同说明银行很有可能在德国法下因披露保密文件而被诉。地区法院的法官认为，花旗银行未能提供法律上充足的理由说明其未能遵守法院传票的行为，银行在德国法下不会面临刑事责任，银行可能被诉而遭受民事损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地区法院判银行构成藐视法庭，并处每天2000美元的罚金，直到提交文件那日为止。  114

后来案件来到了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上诉法院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随着世界贸易相互依赖程度和人员公司流动性的增加，涉外证据开示的需求不断提高，当文件所在国拥有自己处理商业信息文件的披露规则和政策时很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115  上诉法院引用了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二次）》第39（1）节，该条款规定一个有权订立或执行法律规则的国家并不会仅仅因为其管辖权的行使将导致他人在他国法律下受到追责的原因而停止行使其管辖权。 116  上诉法院直接引用了当时刚刚通过的《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二次）》第40节中的平衡测试。将美国执行反垄断法的国家利益放在了首位，称这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石， 117  法院还认为银行面对的艰难状况和威胁极小， 118  认为本案中花旗银行仅面临民事责任，其他案件中的银行面临的是刑事处罚甚至是严重程度相当的其他制裁。

（三）涉及中国《商业银行法》的保密文件开示新近实践

中国《商业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要求商业银行对存款人的储蓄存款业务信息予以保密，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结、扣划，但在一些美国诉讼案件中，中国的银行在该条项下所负有的保密义务直接与美国法院要求披露文件的命令相冲突。有的案件较为特别，因为中国政府参与其中，并向美国法院提交了信件，这些信件反映了政府作为法律执行者对于保密文件开示问题的立场。

在古驰美国公司诉李卫新案  119 （Gucci America v. Weixing Li，以下简称“古驰案”）中，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以下简称“纽约南区法院”）向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发送传票，令其提交被告的银行账户记录。中国银行纽约分行随后向法院提交了一份专家声明，称披露保密文件的行为违反中国银行法，银行将在中国法下承担法律责任。 120  除此之外，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还提交了两封信件，一封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一封来自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121  政策法规部主任。在这两封信件中，中国监管机构援引了中国国内法中的保密规定，称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不用在国外向美国法院披露其客户的文件和信息，这两封信件还强调了中国执行银行机密法，以加强本国客户对本国相对欠发达金融系统的信心这一国家利益。 122  这两封信件称中国银行监管机构已向中国银行发布严重警告，监管机构正评估美国法院命令中国银行披露文件的问题，并调查潜在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以决定制裁。 123  纽约南区法院在衡量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后驳回了中国银行申请重新考量的动议。

这个案件随后来到上诉法院，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将重点放在了管辖权问题上，并没有针对违反中国银行机密法是否阻止美国法院发出披露命令以及美国法院应当给予外国法何种程度的尊重等问题给出直接的答案，最后把案件发回重审。 124  上诉结束后，美国政府以法庭之友的身份针对古驰案发布了一份简报，认为中国监管者的信件代表了中国银行机密法的要求以及法律背后的国家主权利益，纽约南区法院应当给予合理的尊重， 125  关于中国政府认为美国法院的披露命令与中国银行法的保密要求之间存在明显冲突的理解，美国政府表示同意，并进一步承认中国银行机密法除了具有禁止披露保密文件的效果，还拥有更广泛的功能，美国法院错将他们与其他封锁法案归为一类，这种做法低估了中国银行机密法的重要程度。 126  古驰案被上诉法院发回重审后，2015年纽约南区法院经过对国际礼让原则的分析和对外关系法下众多因素的衡量，作出了强制银行披露保密文件的最后决定。  127 

古驰案初审判决出来的同年，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也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德勤有限公司案（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CPA Ltd.）中面临了相同的法律问题。案中原告向法院申请，要求被告披露文件，但遭到被告拒绝，称这样的披露行为将在中国国内法下构成犯罪，被告将被起诉，面临包括监禁在内的刑事处罚。 128  法院认为，上诉程序保证了后期纠错的机会，因此被告所强调的适用中国法可能带来不一致裁定的情况是不存在的， 129  被告提出的抗辩最后未能说服哥伦比亚区法院，区法院驳回了被告申请延长和停止程序的动议。

美国法院也并不总是在迫使外方当事人披露保密文件，同样是针对受中国银行机密法保护的秘密文件，纽约南区法院曾经采取过完全相反的作法。在古驰案之前的“蒂凡尼有限公司诉安德鲁案”（Tiffany (NJ) LLC v. Qi Andrew）中，法院发出传票，命令作为非当事人的中国银行披露关于案中被告销售情况的财务记录， 130  纽约南区法院认为：“中国的银行系统相对较新，中国在保护银行客户隐私、鼓励客户使用银行服务、培养客户对银行系统的信心方面具有重大利益，在银行披露保密信息的行为违反中国法且会引发民事和刑事处罚，加上银行并无恶意行事的情况下，中国的重大利益略微高过美国执行其法律、保护商标权利的利益。” 131  纽约南区法院最后基于中美法律的冲突和礼让的考量，决定不再强迫银行披露文件。

以上案例显示，美国不同法院对各国国内法的尊重程度在不同案件中存在非常大的差异。在长臂管辖的大背景下，有的美国法院向文件持有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披露文件否则判决其藐视法庭并处罚金，这种压力确实有利于推动案件进行。这些案件还揭示了文件持有方因披露文件而可能面临的潜在法律责任，以及披露程序中各当事方之间的相关利益衡量。但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文件开示区别于国内诉讼，仲裁庭一般而言并不会强制当事方披露文件，当事方也不会因不披露文件而被处以罚金；一般而言，仲裁庭会通过不利推定规则保障案件的事实查明。总的来说，这些案件为改善国际商事仲裁的文件开示规则提供了实践基础，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五、改进现行开示制度的建议

笔者发现，在现有法律框架和近期实践中间存在差距，这个差距所对应的法律问题为违反国内法所引起的严重法律责任是否构成“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因而可以排除这些保密文件的开示。为了完善现有规则，笔者建议更新、扩大目前《IBA证据规则》中关于“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的解释和适用范围，将当事人因开示保密文件而在其国内法项下面临的严厉刑罚的情形纳入其中。

扩大《IBA证据规则》下商业保密理由解释范围的建议带来的法律效果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从法律的视角将当事人面临严重法律责任的情况加入了现有解释体系中，补充了现有解释中所主要采取的商业考量。该条规则本身的目的是允许商业保密理由成为可以排除文件开示的理由，根据官方注释，“十分必要”这个词主要是出于商业性质的考量，集中关注在具有很高的经济利益因素上面。 132  换言之，披露秘密文件将给当事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满足“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笔者认为，从效果和影响上来看，文件开示当事方在法律上面临的风险、责任和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与商业考量是具有可比性的。

第二，将当事人面临严重法律责任的情况纳入现有解释体系中能避免文件请求的滥用。提出文件请求的一方可能将文件请求作为一种程序策略，滥用程序规则，使拥有文件的当事方处于两难：如果遵守命令，披露保密文件，他将在国内法下承担严厉的法律责任，如果他拒绝披露且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那么仲裁庭可能作出不利于他的推定。无论哪种情况，拥有文件的当事方都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文件请求可能成为攻击的“利器”，攻击效果类似于在对方后院点一把火。

第三，违反国内法可能构成违反该国公共政策，迫使当事人披露文件、令其面临严重法律责任不利于仲裁裁决的执行。如果到披露保密文件的当事人所在国申请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该当事人因披露文件违反该国国内法的行为可能被认为违反该国公共政策，而违反公共政策是《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第2项项下执行地法院可据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之一。曾有一位英国法官将公共政策形容成一匹“烈马”，因各国的解释均不相同，这匹烈马完全可能把你带到完全未知的地方。 133  瑞士直接将违反执行地的国内法纳入了违反该国公共政策的范围内。 134  最后，对于仲裁员来说，作为争端的裁判者，他们很有可能并不愿意看到披露保密文件的一方因为披露文件、遵守其作出的文件开示命令而违反国内法，并面临严重的法律刑罚。

六、结论

关于保密文件的开示，国际商事仲裁目前给出的解决方案将支持文件开示的请求方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放在了高于保护保密文件的优先位置，要求仲裁庭批准文件请求以保证裁决的可执行性。这个方案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拥有文件的当事人的保密义务仅对该当事人有约束力，而并不约束仲裁庭。证明文件请求构成当事人充分陈述其案情的权利的门槛很高，达到这个门槛时，仲裁庭应批准文件请求；未能达到这个门槛时，仲裁庭可根据判断是否存在“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考虑是否排除开示并附加保密措施。

保密性文件披露的最新实践以美国诉讼中的披露程序为代表，法国、德国和中国当事人试图通过援引国内法来抵抗披露命令的抗辩大都失败了，美国法院对披露保密文件可能使披露方违反国内法并面临刑罚情况的立场趋向统一，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法院并未看重外国法，将美国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外国保护秘密信息文件的法规未能阻挡美国法院发布披露命令，受国内法保护的秘密文件成为潜在的披露对象。

由于现有保密文件的开示规则未充分考虑近期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保密文件的持有方若遵守文件开示命令，提交保密文件，将面临违反国内法引发的严重法律责任；若拒绝文件开示命令，不提交保密文件，将面临不利于本方的事实推定。为了解决文件持有方的这种两难境地，避免文件开示请求的滥用，同时完善现有规则，笔者建议扩大《IBA证据规则》第9条第2款第5项项下关于“十分必要的商业保密理由”的解释范围，将当事人因遵守仲裁庭的披露保密文件的命令而面临国内法下的严重法律责任的情况纳入现有解释体系中。该建议符合国际商事仲裁尊重保护商业秘密的传统，与目前从商业角度的解释主流形成互补，能避免对滥用文件请求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注释：

1. 谢南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2017级博士研究生，北京海淀区西土城路25号，100088，xie.nanxi@hotmail.com。本文原载《仲裁与法律》第143期。

2. The U.S. Government, “Defend Trade Secrets Act of 2016”, https://www.congress.gov/114/plaws/publ153/PLAW-114publ153.pdf, May 4, 2019.

3.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 “Directive (EU) 2016/943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isclosed know-how and business information (trade secrets) against their unlawful acquisition, use and disclosure”,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6L0943&from=EN, May 4, 2019.

4.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载全国人大网站：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32.htm，2019年5月4日最后访问。中国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载全国人大网站：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5-11/10/content_1951895.htm，2019年5月4日最后访问。

5. The French Blocking Statute, Law No. 80-538 of July 16, 1980,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epublique Francaise, July 17, 1980, p. 1799.

6. 笔者将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文件开示和美国诉讼中的披露放在了一起讨论，仲裁因程序保密，很多案例材料未公开，相比之下，美国诉讼的材料更为丰富。两个程序在保密文件这个研究对象上具有同一性，在内容方面可以互补。See Pierre Lalive’s description on this issue in his article “Enforcing Awards” in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Court of Arbitration, 60 Years of ICC Arbitration: A Look at the Future, ICC Publishing SA, 1984, p. 323: “The confidential character of arbitrations, together with their multiplicity and variety, constitutes a tremendous obstacle to a true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We must be aware of the fact that our experience is necessarily limited and our data partial.” See also Joshua Karton, “The Arbitral Role in Contractu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6(1), 2015, p. 7.

7.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of Germany, “The Federal Act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as amended up to Law of October 1, 2013)”,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uwg/, May 4, 2019.

8.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Criminal Code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1937, amended 2017)”, https://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country/48/Switzerland/show, May 4, 2019.

9.笔者注意到当事人的保密义务在现实中可能来自于很多地方，包括但不限于保密协议、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定、公共政策的需要等，涉及文件保密性的情况很复杂。由于当事人保密义务的来源是个复杂的现实问题，本文将讨论范围限定在保密协议和国内法中的强制性规定这两种情况。

10. Jeff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 800.

11. Lukas F. Wyss, “How to Protect Business Secret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Review 12(6), 2010, pp. 158-159. 笔者注意到《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9条包含了保密信息的定义，然而该公约仅适用于签署国，并且该公约针对的是国际贸易背景中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另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第54（a）条也有商业秘密的定义，但此规则如果没有当事人的约定也不能适用于仲裁程序。

12. ICC Case No. 2730/1982, Award, http://www.trans-lex.org/202730, May 4, 2019; Elisabeth Metzler, “The Arbitrator and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 The Tension Between Document Disclosure and Legal Privilege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 An Austrian Perspective”, in Christian Klausegger et al., eds., Austria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5, C. H. Beck, 2015, p. 264; Tobias Zuberbühler et al., IBA Rules of Evidence: Commentary on the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12, p. 175; Nathan D. O'Malley, Ru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 Annotated Guide, Informa Law, 2012, p. 285, para. 9.42.

13. Nathan D. O'Malley, Ru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 Annotated Guide, Informa Law, 2012, p. 287, para. 9.43; Zuberbühler et al., IBA Rules of Evidence: Commentary on the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 174. 除此之外，仲裁庭也可以行使其自由裁量权寻找案件之外的其他规则。比如在决定应当适用何种法律来规范被涉密文件的开示时，一个ICC仲裁庭（ICC Case No. 11258/2003, Procedural Order No. 3）没有适用案件的实体法或任何国内法，而是选择适用了与案件无关的其他国际性文件，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

14. Timothy P. Harkness et al., Discovery in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A Guide for Judges, Federal Judicial Center, 2015, p. 27; Monica Hanna and Michael A. Wiseman, “Discovering Secrets: Trends in U.S. Courts’ D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Blocking Statutes and Banking Secrecy Law”, The Banking Law Journal, September 2013, pp. 692-693.

15. French Blocking Statute.

16. Ibid.

17. Robyn R. English, “Limitations on the U.S. District Courts’ Discretion: Immediate Review of Post-Aérospatiale Discovery Decisions”,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4, 2013, p. 1459.

18. In re Advocate Christopher X, Criminal Division of Court of Cassation (Supreme Court), Appeal No. 07-83228, December 12, 2007. See English version in Digital Evidence and Electronic Signature Law Review 7, 2010, pp. 130-133.

19. Ibid.

20. Ibid.

21.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载全国人大网站：http://www.npc.gov.cn/npc/xinwen/2017-11/04/content_2031432.htm，2019年5月4日最后访问。

22. 同上。

23. 中国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载全国人大网站：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5-11/10/content_1951895.htm，2019年5月4日最后访问。

24.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of Germany, “The Federal Act Against Unfair Competition (as amended up to Law of October 1, 2013)”,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uwg/, May 4, 2019, Section 17.

25.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Criminal Code of the Swiss Confederation (1937, amended 2017)”, https://www.legislationline.org/documents/section/criminal-codes/country/48/Switzerland/show, May 4, 2019, Art. 273.

26. 郑友德、王活涛、高薇：《日本商业秘密保护研究》，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1期，第114页。

27. 同上。

28. Japanese Law Translation Database System of Ministry of Justice of Japan: Unfair Competition Prevention Act, Art. 21(1), http://www.japaneselawtranslation.go.jp/law/detail/?id=83&vm=04&re=02, May 5, 2019.

29. 其他两种分别是：第一，为了在日本以外的地方使用商业秘密而不正当地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即使是在日本境内获得商业秘密，但是如果目的是在日本以外使用商业秘密，这种行为也将受到更严厉的处罚。第二，明知其计划在日本境外使用商业秘密却依然向其披露商业秘密的行为。见郑友德、王活涛、高薇，《日本商业秘密保护研究》，载《知识产权》2017年第1期，第114页。

30. Lukas F. Wyss, “How to Protect Business Secret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Review 12(6), 2010, p. 160.

31. Ibid., pp.159-169;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and Philippe Bärtsch, “Discovery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ow much is too much?”, SchiedsVZ 1/2004, p. 18.

32. John L. Gardiner et al., “Discovery”, in James H. Carter and John Fellas, ed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88; Robert H. Smit, “Towards Greater Efficiency in Document Production before Arbitral Tribunals-A North American Viewpoint”,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2006 Special Supplement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2006, p. 99.

33. Jardine Lloyd Thompson Canada v. Western Oil Sands Inc., 2005 ABQB 509 (Alberta Court of Queen’s Bench Judicial District of Calgary, 19 July 2005); Jardine Lloyd Thompson Canada v. Western Oil Sands Inc., 2006 ABCA 18 (Alberta Court of Appeal, 18 January 2006).
34、Jay Weiser, “Measure of Damages for Violation of Property Rules: Breach of Confidentiali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Roundtable 9(1), 2002, p. 91.

35. Ibid.

36. See Julian D. M. Lew et al.,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p. 693, paras. 26-20.

37. 《示范法》是在世界范围内反映国际仲裁实践核心原则性问题的共识性文件，涵盖从仲裁协议到仲裁裁决执行的所有环节。See UNCITRAL Secretariat, “Explanatory Note by the UNCITRAL Secretariat on the 1985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 amended in 2006”, para. 2, http://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arbitration/ml-arb/MLARB-explanatoryNote20-9-07.pdf, May 5, 2019; Julian D.M. Lew, “Document Disclosure, Evidentiary Value of Documents and Burden of Evidence”, in Teresa Giovannini and Alexis Mourre, eds., Written Evidence and Discovery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w Issues and Tendencie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09, p. 26.

38. UNCITRAL Secretariat, UNCITRAL 2012 Digest of Case Law on the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ublishing and Library Se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2012, pp. 97-98.

39.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0.

40. 1999 IBA Working Party & 2010 IBA Rules of Evidence Review Subcommittee, Commentary on the revised text of the 2010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2010, p. 25.

41. 如《纽约公约》）第V（1）（b）条和《示范法》）第18条、英国1996年仲裁法案第33（1）（a）条、瑞典仲裁法第54（2）条、俄罗斯第382号联邦仲裁法、ICC规则第22（4）条、SCC规则第19（2）条、LCIA规则第14.4（i）条、CIETAC规则第35条、HKIAC规则第13.1条、ICDR规则第20（1）条、SIAC规则第7.10条、VIAC规则第28（1）条等。

42.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with 2006 amendments, Art. 18.

43. 包括加拿大、俄罗斯、美国的八个州、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德国、印度、日本、西班牙等。

44. UNCITRAL Secretariat, “Explanatory Note by the UNCITRAL Secretariat on the 1985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 amended in 2006”, paras. 31-32; Jeff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 68; Piero Bernardini,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Arbitrator”,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20(2), 2004, p. 122; Simon Greenberg et al.,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 Asia-Pacific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306, para. 7.8.

45. UNCITRAL Secretariat, UNCITRAL 2012 Digest of Case Law on the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ublishing and Library Sec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Vienna, 2012, p. 97; UNCITRAL Secretary-General, “Analytical Commentary on Draft Text of a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UNCITRAL, Year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XVI, 1985, p. 46;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Law and Practic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 152;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p. 80, 751. 在Gas & Fuel Corporation of Victoria v. Wood Hall Ltd. & Leonard Pipeline Contractors Ltd.案中，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最高法院认为将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落实下来就是当事人拥有公平的审判，并有机会可以充分陈述其案情。See Gas & Fuel Corporation of Victoria v. Wood Hall Ltd. & Leonard Pipeline Contractors Ltd., Supreme Court of Victoria, [1978] VR 385, 11 April 1978; Albert Jan van den Ber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mportant Contemporary Questions,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p. 358. 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在Soh Beng Tee & Co Pte Ltd. v. Fairmount Development Pte Ltd.案中强调这种权利是普世性的，适用于每个仲裁案件，并且对于自然正义的任何违反将极大改变仲裁的最终结果，进而侵犯当事人充分陈述案情的权利。See Soh Beng Tee & Co Pte Ltd. v Fairmount Development Pte Ltd., Court of Appeal of Singapore, Case No. CA 100/2006, 9 May 2007.

46.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nd E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4, p. 2346; Kaj Hobé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Swe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ara. 6.112; Julian D.M. Lew, “Document Disclosure, Evidentiary Value of Documents and Burden of Evidence”, in Teresa Giovannini and Alexis Mourre, eds., Written Evidence and Discovery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New Issues and Tendencies,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09, p. 15.

47. SCC Case No. V 116/2010, p.29, para. 1.5.

48. Matti Kurkela and Santtu Turunen, Due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2nd Ed., OUP USA, 2010, p. 188.

49. Yves Derains, “Evidence and Confidentiality”,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 2009 Special Supplement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2009, p. 70.

50. Swiss Federal Supreme Court, Decision 4A_631/2011 of 9 December 2011, ASA Bull. 2/2012, p. 383; Reto Marghitola,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 211.

51. Karaha Bodas Co., L.L.C. v. Perusahaan Pertambangan Minyak Dan Gas Bumi Negara, 364 F.3d 274, 300 (5th Cir. 2004)

52. Ibid., p. 285.

53. Ibid., p. 304.

54. 原文为“[The arbitral tribunal] is mindful of its duty to regulate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and avoid abuses in the submission of evidence but is also conscious of its duty to allow the Parties to fully present their case”。Virginia Hamilton,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CC Arbitration”, in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2006 Special Supplement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2006, p. 69.

55. OAO Northern Shipping Company v. Remolcadores de Marin Sl, Court of Appeal, Commercial Court, England, 27 July 2007, [2007] 2 Lloyd’s Rep 302, [2007] EWHC 1821 (Comm); Nigel Blackaby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6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ra. 10.36.

56. 《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the award may be refused…”，其中“may”显示了该公约赋予了仲裁裁决执行地法院决定是否承认与执行的自由裁量权。Art. V(1)(e) New York Convention; Loukas A. Mistelis and Domenico di Pietro, “New York Convention, Article V [Grounds to refuse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in Loukas A. Mistelis, ed., Concis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 26.

57. Motei & Associates, “Dubai Court of Appeal rejects a DIAC award due to arbitrator’s breach of due process”, http://kluwerarbitrationblog.com/2016/05/05/dubai-court-of-appeal-rejects-a-diac-award-due-to-arbitrators-breach-of-due-process/, May 5, 2019.

58. Louis Dreyfus S.A.S. v. Holding Tusculum B.V., Superior Court of Quebec, Canada, 8 December 2008], [2008] QCCS 5903 (CanLII).

59. Italian supplier v. South Korean buyer, ICC Case No. 4132, Preliminary Award, 22 September 1983, in Pieter Sanders, ed., 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 1985,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85, pp. 49-51; Gary B. Bor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ases and Materials (Second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 981.

60.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Recommendations on Ascertaining the Contents of the Applicable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p. 2, para. 2, https://www.arbitration-ch.org/asset/7d81dc2d309e9e4003bf4bc5001b48ed/ILA_Recommendation_about_applicable_law.pdf, May 4, 2019; Jeff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 58.

61.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 793; George von Mehren and Claudia Salomon, “Submitting Evidence in a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Common Lawyer’s Gui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3), 2003, p. 290; Peter Ashford,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 Critique from 'Across the Pond'”,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0(1), 2012, p. 7.

62. This schedule is designed to crystallize the precise issues concerning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in dispute. See Nigel Blackaby et al.,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6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aras. 6.101-6.102.

63. Nathan D. O'Malley, Ru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 Annotated Guide, Informa Law, 2012, p. 301, para. 9.83.

64. ICC Case No. 1000/2006, Procedural Order No. 8, in O’Malley, Ru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 301, para. 9.84.

65. 《IBA证据规则》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适用。2015年一个关于国际仲裁进步与创新的调查显示约60%的仲裁案件使用了这套规则，77%的仲裁参与者见到这套规则在实际案件中被使用。See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White & Case, “2015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urvey: Improvements and Innovation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p. 35-36, http://www.arbitration.qmul.ac.uk/media/arbitration/docs/2015_International_Arbitration_Survey.pdf, May 5, 2019. See also the Preamble of IBA Rules; Guido S. Tawil and Judith Gill, Foreword to the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0; 1999 IBA Working Party & 2010 IBA Rules of Evidence Review Subcommittee, Commentary on the revised text of the 2010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BA Commentary”),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2010, p. 1; Emmanuel Gaillard and John Savage, eds., 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p. 177, para. 352;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Soft Law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odification and Normativ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1(2), 2010, p. 289.

66. Art. 9.2(e) IBA Rules; Jeff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p. 869.

67. Waincymer, Procedure and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869.

68. Art. 9.5 IBA Rules.

69. ICC Case No. 6497/1994, in Yearbook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XXIV, 1999, p. 77.

70. Peter Ashford, The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 Gu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65.

71. 原文为“prevent the only decisive piece of evidence from being examined”。See Yves Derains, “Evidence and Confidentiality”,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 2009 Special Supplement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2009, p. 70.

72. An UNCITRAL tribunal directed one party to produce tax records, in Publicis Communication v. True North Communications Inc., 206 F.3d 725 (7th Cir., 2000); Tobias Zuberbühler et al., IBA Rules of Evidence: Commentary on the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ellier European Law Publishers, 2012, p. 180; Nathan D. O'Malley, Ru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 Annotated Guide, Informa Law, 2012, p. 302, para. 9.85.

73. Reto Marghitola,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 91; Emmanuel Gaillard and John Savage, eds., Fouchard Gaillard Goldma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1999, pp. 692-693, para. 1265; Yves Derains, “Evidence and Confidentiality”,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 2009 Special Supplement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2009, pp. 57-58.

74. Alexander Jolles and Sonja Stark-Traber, “Confidentiality”, in Elliott Geisinger and Nathalie Voser, ed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Switzerland: 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2nd E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3, p. 150.

75. Nathan D. O'Malley, Rules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 Annotated Guide, Informa Law, 2012, p. 301, para. 9.83; Nathan D. O'Malley, “The Procedural Rules Governing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As Applied in Practice”,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8, 2009, p. 68.

76. Jardine Lloyd Thompson Canada v. Western Oil Sands Inc., 2005 ABQB 509 (Alberta Court of Queen’s Bench Judicial District of Calgary, 19 July 2005).

77. Ibid.

78. Ibid.

79. Hilmar Raeschke-Kessler,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A Commentary on Article 3 of the New IBA Rules of Evidence”,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18(4), 2002, p. 429; Reto Marghitola,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 93.

80. Reto Marghitola, Document P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p. 93; Jeanne C. Fromer, “Trade secrecy in Willy Wonka’s Chocolate Factory”, in Rochelle C. Dreyfuss and Katherine J. Strandburg, eds., The Law and Theory of Trade Secrecy: A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

81、ICC Case No. 1000/2006, Procedural Order No. 8.

82. Art. 9.4 IBA Rules; Hilmar Raeschke-Kessler,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 A Commentary on Article 3 of the New IBA Rules of Evidence”,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18(4), 2002, pp. 429-430; Yves Derains, “Evidence and Confidentiality”, Confidentiality in Arbitration – 2009 Special Supplement ICC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 Bulletin, 2009, p. 63.

83. Ibid., p. 68.

84. Ibid.

85. Gabrielle Kaufmann-Kohler and Philippe Bärtsch, “Discovery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How much is too much?”, SchiedsVZ 1, 2004, p.20; Peter Ashford, The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 Gu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1; Derains, Evidence and Confidentiality, p. 70.

86. ICC Case No. 6497/1994, in Yearbook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XXIV, 1999, pp. 71-79.

87. ICC Case No. 7893/1994, in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1998.1069 (Annot. D.H.).

88. Ibid. 原文为“to properly participate and defend itself in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

89. Bernstein v. On-Line Software Intern., Inc., 648 N.Y.S.2d 602, 604 (Supreme Court, Appellate Division, First Department, New York, 1996).

90. Ibid.

91. Alexander Jolles and Sonja Stark-Traber, “Confidentiality”, in Elliott Geisinger and Nathalie Voser, ed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Switzerland: A Handbook for Practitioners, 2nd E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3, p.151.

92. 见第二章第一节第（一）条。

93. 见第二章第二节第（一）条。

94. Art. 1.1 IBA Rules.

95. 原文是“if it is convinced, first, that the issues that the requesting party wishes to prove are relevant to the case and material to its outcome; second, that none of the reasons for objection set forth in Article 9.2 applies; and, third, that the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3.3 have been satisfied”。Art. 3.9 IBA Rules; 1999 IBA Working Party & 2010 IBA Rules of Evidence Review Subcommittee, Commentary on the revised text of the 2010 IBA Rules o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2010, p. 8.

96. 见第一章。

97.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pour Participations Industrielles et Commerciales, S.A. v. Rogers, 357 U.S. 197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

98. Société Nationale Industrielle Aérospatiale v.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Southern District of Iowa, 482 U.S 522.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7).

99. 在Rogers案和Aérospatiale案之间的近三十年里，法国《封锁法案》经历了修订，这个期间主要涉及以下案例：FTC v. Compagnie de Saint- Gobain-Pont-à-Mousson, 636 F.2d 1300 (D.C. Cir. 1980); In re Oil Spill, 93 F.R.D. 840 (N.D. Ill. 1982); Soletanche & Rodio, Inc. v. Brown & Lambrecht Earth Movers, Inc., 99 F.R.D. 269 (N.D. Ill. 1983); Graco, Inc. v. Kremlin, Inc., 101 F.R.D. 503 ((N.D. Ill. 1984).

100. Rogers, p. 201 & p. 203.

101. Ibid., p. 213.

102. Jones Day Commentary, “French Blocking Statute: A Death Foretold?”, https://www.jonesday.com/French-Blocking-Statute-A-Death-Foretold-02-05-2014/, May 4, 2019.

103. Rogers, pp. 205-206.

104. Aérospatiale, p. 522.

105. Ibid.

106. Ibid., p. 544. 这个利益衡量测试也可以在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第三次）》中找到。See US Restatement (Third) of Foreign Relations Law § 442(1)(c) (1987).

107. Ibid.

108. Pierre Grosdidier, “The French Blocking Statute, The Hague Evidence Convention, and the Case Law: Lessons for French Parties Responding to American Discovery”, Texas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50, 2014, pp. 40-43.

109.Ibid., p. 21 & p. 38.

110. 原文为：“Section 383 Refusal to testify on personal grounds (1) The following persons are entitled to refuse to testify: … 6. Persons to whom facts are entrusted, by virtue of their office, profession or status, the nature of which mandates their confidentiality, or the confidentiality of which is mandated by law, where their testimony would concern facts to which the confidentiality obligation refers.” See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Justice of Germany,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englisch_zpo/englisch_zpo.html, May 5, 2019.

111. 德国本国法院马格德堡地方法院曾要求慕尼黑储蓄银行（Stadtsparkasse München）披露其客户信息，但银行拒绝提供，经过上诉，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将该问题提交至欧洲法院（ECJ），ECJ分析了欧盟法和德国国内法，认为欧盟关于知识产权执行的指令必须解释为排除国内法无条件允许银行拒绝提供保密信息的效果，即银行不得依据其国内法拒绝提供保密信息。Coty Germany GmbH v Stadtsparkasse Magdebur, Judgment of the Court (Fourth Chamber) of 16 July 2015,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Case C-580/13,
European Court Reports 2015.

112. United States v.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396 F.2d 897 (2d Cir. 1968).

113. Ibid., p. 899.

114. United States v.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p. 900.

115. Ibid., p. 901.

116. Ibid.

117. Ibid., p. 903.

118. Ibid., p. 901.

119. Gucci America, Incorporated et al. v. Bank of China et al., 768 F.3d 122, 122 (2d Cir. 2014).

120. Ibid., Brief and Special Appendix of Appellant (“Gucci SPA”), 2013 WL 1790984, 10-12 (2d Cir., April 16, 2013).

121. 自201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不再保留，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后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见国务院：《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载国务院网：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3/17/content_5275116.htm，2019年5月2日最后访问。

122. Gucci SPA, 12.

123. Ibid.; US Government, Brief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Amicus Curiae (“US Government’s Brief”), docket No. 11-3934, p. 6 (May 21, 2014).

124.有趣的是，在美国程序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案件中的被告回到中国，向中国法院起诉了中国银行，称中国银行违法冻结了他们位于中国的银行账户，这种冻结行为违反了中国法以及银行与客户之间签订的服务协议 ，中国法院最后判中国银行败诉，认为银行未能证明协议书中停止服务条款的要求已经成就，命令中国银行恢复服务。参见赵培媛等诉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合同纠纷案，中行丽都饭店支行诉赵培媛等侵权责任纠纷案。

125、US Government’s Brief, p. 4.

126. Ibid., p. 9.

127. Gucci America, Incorporated et al. v. Bank of China et al., 135 F.Supp.3d 87, 88 (S.D.N.Y. 2015).

128.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v. 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CPA Ltd., Civil Action No. 11–mc–512 (GK/DAR) (D.D.C. 2013).

129. Ibid.

130. Tiffany (NJ) LLC v. Qi Andrew, 276 F.R.D. 143 (S.D.N.Y. 2011).

131. Ibid., pp. 143-144.

132. 见第二章第二节第（二）条。

133. Redfern and Hunter, paras. 10.83, 10.87.

134. Ibid., para. 1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