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的第三方资助引发热议。“第三方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的内涵较为宽泛，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大体可分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第三方资助和非盈利性第三方资助。其中，收益依案件结果而定的无追索权融资是商业性第三方资助最常见的形式。此外，律师风险代理和争议解决保险也是实践中常用的形式。在投资仲裁案件中，第三方资助者的存在与资助协议的具体条款会对仲裁庭裁决仲裁费用分担和费用担保等问题产生影响。利用第三方资助提起仲裁的当事方在其诉求获得支持后有权根据仲裁庭的费用分担裁决就其仲裁程序的花费获得赔偿，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申请方支出的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有可能得到赔偿。如果在未来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继续遵守RSM公司诉圣卢西亚（RSM v. Saint Lucia）案确立的准则，那么在涉及第三方资助的案件中费用担保措施仍将极少适用，仅在存在权利滥用或不守信用的“极端特殊情形”下才有适用的可能。

关键词：国际投资仲裁  第三方资助  仲裁费用分担  费用担保

近年来，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不少案件中引入了第三方资助，1这在理论界引发热议。国际投资仲裁案件通常标的额大、争议解决所耗费的时间长，因此势必要求当事双方在仲裁程序中投入大量的金钱、时间和人力资源。考虑到投资者和东道国在仲裁程序中实力不均等的状况，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体系在仲裁费用等程序性问题上对投资者一方多有倾斜和照顾。但第三方资助的出现和蓬勃发展正有打破原有平衡的趋势，在一些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在裁决仲裁费用分担和费用担保等问题时将第三方资助者的存在与资助协议的具体条款纳入考量。尽管目前国际投资仲裁领域对于仲裁费用问题尚未形成一套在个案中普遍适用的标准，但有必要通过对涉及第三方资助的案例的研究，来更好地理解投资仲裁案件费用分担和费用担保等问题的一般裁判思路，并对未来第三方资助对国际投资仲裁费用问题的影响进行分析和研判。

一、国际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的定义

在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当事方的经济利益诉求多种多样，因此引入的第三方资助的表现形式各异，这增加了对该概念进行统一界定的困难。但目前对该定义的普遍共识可以从一些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的措辞当中推导出来。

《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是第一个提及并试图规制第三方资助行为的投资协定。其第三章对第三方资助定义如下：“第三方资助指非争议当事方的自然人或法人通过与争议一方签订协议，提供资金以资助争议解决程序的部分或全部费用。该资助可根据争议解决的结果获取一定报酬，也可以捐款或赠与的方式进行。”2在《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过程中，欧盟关于投资保护和投资争端解决的提案第三章节第1条所规定的第三方资助与上述定义基本相似。3此外，《加拿大与欧盟间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第8章第1条对第三方资助的定义也与以上定义大致相同，4只在语序上做了细微调整5。

由以上定义可以看出，国际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的范围相对于商事仲裁领域来说更为宽泛，资助对象不局限于仲裁申请方，当事双方均有可能接受资助，且资助方的目的也不局限于投资盈利，而是包括了以捐款或赠与的方式进行的非商业性质的资助。因此，在了解了国际投资仲裁第三方资助的一般定义之后，有必要对其在实践中的具体形式进行逐一分析，以便为下文的论证厘清边界、打下基础。

二、国际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的形式

正如上文所述，对“第三方资助”这一概念的定义国际上尚未形成确定的统一认识。在包括国际投资仲裁在内的国际仲裁实践中，若采取较宽的定义，第三方资助的具体表现形式可包括如下几种：6（1）收益依案件结果而定的无追索权融资；（2）律师风险代理；（3）争议解决保险；（4）募股融资；（5）拥有控制权的债务人融资；（6）公益慈善资助；（7）共同利益资助。

（一）无追索权融资

收益依案件结果而定的无追索权融资是商业性第三方资助最常见的形式。在此种资助模式下，资助方会首先对案件基本情况和被资助方的利益诉求进行尽职调查，若决定资助，则会与被资助方签订资助协议，约定由资助方支付仲裁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并按约定比例对案件收益进行分成。通常，在此种安排下，资助方有权了解仲裁过程的进展，但对于仲裁程序的控制权及做出和解决定的权利仍保留在被资助方手中。7根据资助方运营地的不同，当地的法律规范或行业道德准则可能强制规定了资助方对仲裁控制权的“放手”义务（hands off）。8在实践中，资助方既可以为单一案件提供无追索权融资，也可同时为多个案件提供组合融资（portfolio financing），以便分散投资风险，也为被资助方提供更多样化的融资安排。现有的涉及第三方资助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绝大多数是采用了资助方收益依案件结果而定的无追索权融资模式。

（二）律师风险代理

律师风险代理是广义的第三方资助的一种形式。律师资助仲裁案件可采取无偿公益资助（pro bono arrangements）、胜诉费（contingency fees）或浮动费率（conditional fees）三种模式。其中后两种具备商业盈利目的，因而更为常用。胜诉费模式又被称为“不胜诉则不付费”（no-win-no-fee），只有在案件获得成功结果的情况下当事方才会向律师支付费用。胜诉费通常是以案件收益的一定比例进行支付，这与无追索权融资的资助方盈利方式基本相同。当然，在胜诉费模式下，律师要承担在案件结果不利时无法获得律师费的风险。浮动费率模式相对温和，在案件开始前，律师会为收费提供折扣，若案件最终获胜，则律师会收回折扣部分的钱款，并额外获得律师费的上浮。当然，律师以风险代理的方式提供第三方资助须受到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的限制，不同法域的立法在这一问题上态度不同。在美国，胜诉费及浮动费率的模式一直都是被允许的，而英国则是新近才允许律师通过浮动费率乃至胜诉费的模式提供服务。另有一些法域是不允许律师通过风险代理提供第三方资助的，如香港特别行政区。9中国国内立法对于律师风险代理也有一定限制，但主要是涉及劳动争议、婚姻继承等特殊性质的案件，10对于仲裁中的商业性第三方资助则无过多约束。11在实践中，律师以风险代理的方式为案件当事方提供资助后，也可以寻求其他第三方资助者的资金支持，律师或律师事务所以自己的名义与其他资助者另行签订资助协议来分散自身承担的风险。也有一些资助方会为律师事务所承办的多起案件提供组合资助，这样一来，双方的风险都得以分散、减轻，律所也将有能力同时为更多的案件提供风险代理。12

（三）争议解决保险

在传统的国际投资保险制度中，被保险人为特定政治风险购买保险，例如货币汇兑险、征收征用险、战争内乱险和政府违约险即是四种最典型的承保险别。一旦风险发生，保险人会赔付被保险人，然后取得代位求偿权，在这种情形下保险人对于后续对东道国的索赔有完全的控制权。但保险人也针对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争议解决程序推出了“事前保险”（before-the-event，简称BTE）和“事后保险”（after-the-event，简称ATE）来覆盖投资者在仲裁过程中法律方面的支出。这两种保险并不涵盖在面临不利裁决时的实体赔偿义务，因此保险人在整个仲裁过程中通常也无权施加控制。考虑到“事前保险”一般是在尚未提起仲裁程序时购买，而“事后保险”则是在仲裁程序已经开始后购买，客观上产生费用的可能性更高，因此“事后保险”的保险费率通常要高于“事前保险”。争议解决保险与上述无追索权融资的资助方式在同一仲裁程序中可以并行使用，但如此操作无疑也会推高当事方的成本。

（四）募股融资

在国际投资争议案件中，投资者一般是遭遇了东道国征收征用等非公平公正的待遇，在寻求争议解决的过程中自身正常的生产经营通常已陷入停顿，因此投资者不仅需要引入第三方资助来支撑仲裁程序的进行，也急需资金维持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通过出售公司股份的方式引入新的股权投资者可以一举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因此，募股融资通常也被看作是国际投资仲裁中广义的第三方资助的一种形式。当然此种资助形式与无追索权融资有着显著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募股融资的收益并不与仲裁案件的结果直接挂钩。13股权投资者直接参与公司事务，承担运营风险，且在仲裁程序结束后通常其身份也不发生转变。与无追索权融资中资助方对仲裁控制权的“放手”义务不同，股权投资者基于其在公司股东会中的表决权可直接对仲裁程序施加控制，干预争议解决策略的选择。当然，股权投资者的具体行为应当受到所在法域公司法的约束。

（五）拥有控制权的债务人融资

拥有控制权的债务人（Debtor in Possession，简称DIP）融资是一种专门针对破产程序中的公司的第三方资助形式。14在特定法域，如美国，在法律上无力偿债的公司可以在破产法庭的监管下利用此种资助继续运营，参与仲裁程序。15拥有控制权的债务人融资在破产程序中通常优先于未清偿债务、股权等优先受偿。16

（六）公益慈善资助

正如上文定义部分所提到的，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第三方资助可以捐款或赠与的方式进行，而与争议解决的结果没有经济利益关系。在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资助方选择公益慈善资助大多是出于道德或政治方面的考量，如在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诉乌拉圭（Philip Morris v. Uruguay）一案中，由彭博（Bloomberg）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儿童远离烟草运动”资助了乌拉圭政府，帮其应对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烟草公司提起的仲裁。17商业性的第三方资助大多专注于资助仲裁申请方，即投资者，以便后续获取经济收益，而公益慈善资助因其非商业化的性质而得以出现资助东道国的情形。18

（七）共同利益资助

考虑到国际投资仲裁法律规范事实上具有遵循先例的倾向，在某些案件中，与申请方在特定争议法律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的第三方会对申请方进行资助，19以便在该仲裁中确立日后可适用于其他类似案件的原则。此类资助通常不以从裁决结果中获取经济收益为目的。一些仲裁规则允许第三方参与，20以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的身份提交意见，法庭之友的参与过程也有可能受到基于共同利益的第三方资助。

在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是否引入第三方资助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仲裁庭对仲裁费用分担和费用担保等问题的裁决。通常说来，在仲裁费用上，仲裁庭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利用第三方资助提起仲裁的当事方在其诉求获得支持后是否有权就其仲裁程序的花费获得赔偿；（2）利用第三方资助提起仲裁的当事方在其诉求获得支持后是否有权就其支付给第三方资助者的利益分成获得赔偿；（3）若仲裁申请方获得了第三方资助，则仲裁庭需判断在此种情形下是否应支持被申请方（即东道国）所提出的费用担保申请。下文第三、四、五部分将对上述三个问题展开详细分析。

三、第三方资助情形下的仲裁费用分担

在国际公法实践中，争议解决程序的费用分担问题是相对明确的。《国际法院规约》第64条规定：“除法院另有裁定外，诉讼费用由各造当事国自行担负。”21但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仲裁费用分担问题并不如此明确，可能适用的分担原则依个案而异，包括：费用平均分担原则、败诉者付费原则以及将仲裁费用作为程序性不法行为的制裁手段的原则。22各仲裁规则中亦有提及仲裁费用的分担，但用语相对模糊，均未对仲裁庭裁决该问题设定实质性标准。《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及《附加便利规则》均充分尊重仲裁庭在费用分担问题上的自由裁量权，23《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规则》第42条设定了一条一般情形下的默认规则：“仲裁费用在原则上应由败诉方承担。”24但该条规则在实践中并不必然具有拘束力，且“原则上”这样的措辞也为仲裁庭在该问题上的自由裁量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在实践中，大部分的ICSID仲裁庭认为当事方应自行担负己方产生的仲裁费用，费用分担与案件实体裁判结果无关。25还有一些ICSID仲裁庭采用了“败诉者付费”的方式，26其余仲裁庭则倾向于在该问题上采取混合规则，27将诉求是否得到支持、求偿额与裁决赔偿金额的比率等因素考虑在内，28最终确定一个适用于该案的仲裁费用分担方案。在明确了上述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费用分担的一般判定原则之后，需要进一步解答的问题是：仲裁案件中第三方资助的存在是否会成为仲裁庭判断费用分担问题的考量因素之一呢？截至目前，仲裁庭在这一问题上的答案是否定的，均认为仲裁案件中的第三方资助不会影响对费用分担的判断。

在Kardassopoulos和Fuchs诉格鲁吉亚（Kardassopoulos and Fuchs v. Georgia）一案中，东道国辩称，申请方虽然在实体诉求上得到了支持，但其接受了第三方资助，因此无权要求被申请方赔偿其仲裁程序费用。仲裁庭驳回了这一观点，指出：“在判断胜诉的申请方获赔的仲裁费用的数额时，第三方资助安排不应被纳入考虑。”29其后RSM公司诉格林纳达（RSM v. Grenada）案30和ATA公司诉约旦（ATA v. Jordan）案31的仲裁裁决撤销委员会对这一观点持赞成态度，并在论述中引用了上述结论。在Siag诉埃及（Siag v. Egypt）一案中，32仲裁庭裁决由其律师风险代理的获胜的申请方可按标准小时费率获赔其所支出的律师费。

2015年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简称ICC）关于国际仲裁费用的委员会报告也赞同由第三方资助者支付的仲裁程序费用是应当可以获得赔偿的。该报告认为，进行仲裁费用分担、使胜诉方获得费用赔偿的合理性基础就在于，实体诉求得到支持的一方本不该支出争议解决程序的费用，其是为了实现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不得不诉诸争议解决程序。若胜诉的索赔方利用了第三方资助，则通常情况下第三方资助者至少会从总赔偿金额中分走相当于其先前所支出的仲裁费用的金额。因此，对于胜诉方来说，其最终至少损失了仲裁费用，根据“填平原则”，其有权要求对方偿还此类合理费用。当然，仲裁庭在裁决费用分担时必须判断这些费用是否已经发生，是否已支付或应由求偿方支付，此外还应判断这些费用是否合理。至于胜诉方最终会将获赔的仲裁费用偿付给第三方资助者这个事实本身倒是并不重要的。33

四、对申请方支出的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的赔偿

如前所述，在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若申请方利用了商业性第三方资助，则在其胜诉后须按照资助协议的安排将获赔金额的一部分支付给第三方资助者作为利用资金的对价。这样一来，从仲裁申请方角度来说，即使诉求全部得到支持，其也会损失支付给第三方资助者的这部分费用。根据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the Full Reparation Principle），34一些申请方主张因第三方资助而支出的相关费用也应由败诉的被申请方赔偿。那么，申请方支出的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在胜诉的情形下是否应当得到弥补呢？如果是，仲裁庭是应该在仲裁费用分担的裁决中处理这一问题还是将其作为损害赔偿请求的一部分呢？这些问题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至今还未有明确的结论。

2015年，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国际仲裁第三方资助特别工作组（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on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在其报告草案中认为，申请方支出的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不应当得到弥补。其理由在于，商业性第三方资助本身并不是仲裁过程的必选项，其所产生的费用也不是因仲裁而直接产生的程序性支出。从本质上来说，被资助方与第三方资助者自愿达成了一种交易，由第三方资助者负担仲裁程序的费用和风险，同时在胜诉时获得资金回报。这是与仲裁程序本身无关的意思自治，不应当由仲裁程序中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费用。35当然，正如上文第五章第一节所论述的那样，被资助方与仲裁程序直接相关的合理费用支出仍有可能由败诉方负担。

但是，上述结论仅仅代表了仲裁届的一种声音，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未停止。同样是在2015年，国际商会关于国际仲裁费用的委员会报告在这一问题上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特定情形下申请方为利用第三方资助而支出的费用是可以得到弥补的。得出这一结论的逻辑是，在实践中，第三方资助安排中所约定的资助者的回报很少仅仅局限于收回为仲裁程序支出的成本，尤其是商业性第三方资助一般都会保证资助者在胜诉情形下有一定的利润空间。这部分盈利或“胜诉费”是作为资助者承担仲裁程序风险的对价，对于被资助方来说，也是其使用他方资金的成本。对于仲裁庭来说，在裁决费用分担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因素包括：该费用是否是专门为实现仲裁程序而产生，是否已支付或应由求偿方支付，以及该费用是否合理。因此，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因为利用第三方资助而支出的相关费用可以通过上述检验，此类费用是有可能依据仲裁庭的裁决而从败诉方处得到赔偿的。当然，在上述判断因素中，“费用是否合理”这一标准相对模糊，给仲裁庭的自由裁量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实践中也会被用作是平衡裁决结果合理性的重要工具，可以保证在费用方面给予争议双方公平对待，同时也避免第三方资助者从费用分担的裁决中不正当地渔利。仲裁庭对于费用是否合理的评估是基于其对案件整体情况的把握，同时根据逐案分析的原则，在不同的案件中可能会得出关于此类费用是否可以得到弥补的不同结论。36

除却理论分析，37从实践角度来看，国际投资仲裁的仲裁庭在这一问题上也尚未得出明确结论。截至目前，还没有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裁决中涉及因利用第三方资助而额外支出的相关费用是否可以得到赔偿这一问题。Siag诉埃及和可汗资源公司诉蒙古（Khan Resources v. Mongolia）两个案件的裁决打了擦边球，但都不能算是在国际投资仲裁的语境下真正讨论了上述问题。在Siag诉埃及一案中，仲裁庭裁决申请方可以获赔其在胜诉情形下允诺支付给律师的费用，但这一案件的律师费仅以标准小时费率计算，38不涉及律师风险代理情形下的胜诉费及浮动费率问题，因此也不能认为申请方为利用第三方资助的资金而付出了额外代价。而在可汗资源公司诉蒙古一案中，39仲裁庭在裁决中认为，本案适用的《UNCITRAL仲裁规则》第40条第5款中的“法律费用及其他费用”内涵十分广泛，40其当然可以包括胜诉的申请方须向其律师支付的基础费用和胜诉费。这一裁决仅仅是从对《UNCITRAL仲裁规则》的条款理解中得出结论，而绕开了在一般意义上因第三方资助而额外支出的费用是否可以得到弥补的问题。

尽管在国际投资仲裁领域，这一问题上的先例仍属空白，但国际商事仲裁的案例在该问题上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各版本《ICC仲裁规则》中均有关于仲裁费用的规定，“仲裁费用”这一概念在最新的2017年版本中被定义为“仲裁当事方因仲裁程序而产生的合理的法律费用及其他支出”。41英国上诉法院在其2016年判决的艾萨油田服务公司诉卡特装备经营私人公司（Essar Oilfields Services Limited v. Norscot Rig Management PVT Limited）案42中检视了《ICC仲裁规则》中关于“仲裁费用”的定义。在参考了《ICC仲裁规则》下仲裁员的裁决后，法院认为，《ICC仲裁规则》第31条第1款中的“其他支出”43与1996年《英国仲裁法》第59条中的表述相类似，均应包括第三方资助安排下额外支付给资助者的胜诉费。因此，按这一逻辑，申请方支出的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在胜诉的情形下是可以作为“仲裁费用”的一部分而从败诉方处得到弥补的。当然，败诉方在整个仲裁过程中的恶劣行径也应当作为仲裁庭裁决费用分担问题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在上述英国上诉法院判决的诉讼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在整个争议解决过程中表现出了不配合的态度和恶劣的举动，原告方别无选择，为了解决争议而不得不与第三方资助者签订资助协议，所约定的胜诉费是资助者出资费用的三倍或案件赔偿总额的35%，以高者计。该案中一位诉讼资助产业的经纪人作为专家证人参与了诉讼，其证实本案中的胜诉费安排反映了第三方资助行业的一般费率，资助条款也符合业内常见的表述。44法庭基于以上事实认为，本案中被告的举动就是明目张胆地为了阻挠原告提起争议解决程序，而原告在种种不利情形之下仍坚持寻求法律救济，并为此承担了巨大经济压力，不得不寻求第三方资助并为此支付额外费用。原告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行为是无可指摘的，因此本案中行为恶劣的被告方理应承担原告因利用第三方资助而支付的胜诉费，如此方符合公平正义的理念。45

尽管以上案例是一个商事案件，但其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还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最典型的是，上述案件当中法庭提出的“应将被告的恶劣行径纳入考虑”这项原则在ADC公司诉匈牙利（ADC v. Hungary）一案仲裁庭的裁决中也有所体现。不过不同的是，英国上诉法院的案例是将因第三方资助而支出的额外费用作为费用分担问题处理，而ADC公司诉匈牙利案的仲裁庭更倾向于将其视为被申请方不当行为造成损害的一部分从而按照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予以处理。在本案中，仲裁庭认为：“申请方是为了抵制东道国匈牙利的不当行为、维护自身作为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才提起仲裁程序，如果申请方在整个过程中的相关花费不能得到完全的弥补，那么正义也就未能充分实现。”46有学者也指出，如果受到损害并最终在争议解决程序中获胜的一方必须要花费最终其所获赔偿金额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争议解决费用，那么对受害方来说是不可能实现全面、充分的赔偿的，也是不合乎正义要求的。同时，考虑到投资仲裁案件中作为被申请方的东道国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并不会因其不法行为而陷入经济困境，投资者属于弱势一方，因此在国际投资仲裁的语境下更需避免投资者提起争议解决的费用高企且无法得到充分赔偿。只有保证了仲裁程序成本及仲裁之外的相关花费可作为“由不法行为导致的损害”而得到充分赔偿，才能保证投资者在现实中不会求告无门、被迫远离仲裁。因此，合理的方式是将第三方资助的胜诉费等费用认定为“间接损害”（consequential damage）。47当然，如果运用“败诉者付费”原则，并对“仲裁相关费用”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

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国际仲裁第三方资助特别工作组在其报告中认为，在案件适用的实体法允许的情况下，48申请方可将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作为损害的一部分进行求偿。但是，工作组同时指出，仲裁庭应当对申请方所主张的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进行因果关系和可预见性的检验。49但是，特别工作组对于此类费用是否能通过因果关系和可预见性的检验持怀疑态度。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如果接受资助的申请方在仲裁程序开始时就对其接受第三方资助的相关情况进行披露并举证证明其是因被申请方的行为而不得不寻求第三方资助以解决争议，那么在此种情形下，因果关系和和预见性的要求是可以被满足的。但这同时也涉及到第三方资助披露制度的构建，理论界和实务届对此尚处在热烈探讨之中。

随着相关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仲裁庭直面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是否可得到赔偿这一问题，同时，仲裁庭大概率将会在该问题的处理上延续逐案分析的做法。尽管如此，随着相关案例的不断累积，将有可能从学理上总结出处理这一问题的一般思路及考量因素，从而使相关讨论更有据可依。此外，本文第二部分也提到，国际投资仲裁中第三方资助的形式多种多样，并不仅仅局限于常见的无追索权融资、律师风险代理等，像争议解决保险的保险费是否可由败诉方赔偿也是未来仲裁庭有可能面临的问题。实践中，仲裁提起之后的“事后保险”（ATE insurance）常常作为费用担保的替代方案，可担保在不利裁决情形下无力支付仲裁费用的风险。若在个案中申请方应相对方请求出具了其已投保ATE保险的证明，以此来替代仲裁庭要求提供的费用担保，那么在最终胜诉时其就更有理由证明该笔保险费是仲裁程序中必不可少的支出，因此应由败诉方赔偿。当然，这一问题是否会经常出现将取决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对于费用担保的态度。实践中，第三方资助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也可能对仲裁庭是否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产生影响，下文第五部分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

五、第三方资助情形下的费用担保问题

在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是否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security for costs）也是仲裁庭会面对的问题。在采用“败诉者付费”模式的情形下，50为了保证被申请方如果胜诉可拿回自己合理的仲裁费用，其可请求仲裁庭判令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51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大多允许仲裁庭通过临时措施程序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在《ICSID仲裁规则》52《ICSID附加便利规则》53或《UNCITRAL仲裁规则》54之下，国际投资仲裁的仲裁庭也同样享有通过临时措施程序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的权力。但在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费用担保适用远没有商事仲裁中那么普遍，仲裁庭对于这一措施的适用非常谨慎，在多起案件中均表示费用担保是一个在极端情形下才能考虑的措施，不应滥用。迄今为止，适用费用担保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只有RSM公司诉圣卢西亚案55一起。

（一）费用担保的前提条件检验

从逻辑上来说，仲裁庭作出费用担保的决定一般有两个基本前提：（1）在仲裁费用分担问题上采取“败诉者付费”模式，即如果被申请方胜诉其有权要求申请方偿还其所支出的合理仲裁费用；（2）在个案中申请方由于经济状况堪忧而有很大可能在未来难以支付相关仲裁费用。考虑到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相比具有一定特殊性，上述两个前提在投资仲裁的语境下是否能被满足是存有疑问的，这也直接解释了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对于适用费用担保措施的谨慎态度。

首先，针对第一个前提，本文第三部分在论述仲裁费用分担原则时提到，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败诉者付费”是主流，大多数法域的立法也肯定了这一原则。但在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在裁决费用分担问题时享有广阔的自由度，并不存在一种明确的通用原则，而且在实践中，大部分的ICSID仲裁庭认为当事方应自行担负己方产生的仲裁费用，费用分担与案件实体裁判结果无关。56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上述第一个前提在多数投资仲裁案件中都难以得到满足，东道国即使在实体方面胜诉往往也难以主张由投资者赔偿其仲裁费用。

其次，针对第二个前提，申请方的经济状况问题是投资仲裁领域一个争议的焦点。仲裁庭需要回答的问题分两个层次：其一，在投资仲裁中，假设上述前提一已满足，在个案中应采取“败诉者付费”的费用分担方式，那么申请方（即投资者）财务状况不佳是否会成为仲裁庭采取费用担保措施的充分条件？其二，若认为申请方恶劣的财务状况是费用担保的充分条件或至少是主要考量因素，那么申请方利用第三方资助的行为是否会成为认定其财务状况的重要依据？换句话说，将以上两个问题的逻辑贯穿起来，本部分需要分析的问题是，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申请方利用第三方资助是否会对仲裁庭在费用担保问题上的决定产生影响？在实践中，仲裁庭对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即使在采取了费用担保措施的RSM公司诉圣卢西亚一案中，裁决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未有偏离。下文将针对这两个层次的问题进行展开论述。

仲裁庭需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申请方财务状况堪忧是否会直接导致采取费用担保措施。费用担保制度起源于商事仲裁，在商事交易中，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都会进行尽职调查程序，以评估相对方的经济状况和履约能力，因此在商事交易中当事人也会合理期待相对方在整个交易过程包括争端解决程序中都可以保持相应的履约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同存续的前提。所以，在仲裁程序开始时，如果申请方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以致有不能支付相关仲裁费用的风险，则在被申请方要求下仲裁庭有很大概率会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57但是在投资仲裁中情况并不是这样。提起商事仲裁依据的是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而投资仲裁的提起则是依据双边投资条约中东道国同意仲裁的承诺。双边投资条约是国与国之间签署的公法性质文件，符合条约中规定条件的投资者是作为第三方被授予了提起仲裁的程序性权利。东道国在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时其同意仲裁的承诺是对任何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开放，因而无法像商事交易中那样提前逐一评估相对方的财务状况，因此在争议发生时也不应对提起仲裁的投资者的经济能力有太多苛责。58基于这一理由，国际投资仲裁案件的仲裁庭通常不愿仅凭申请方难以负担仲裁费用就采取费用担保措施。此外，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显著的一点区别还在于，即便申请方出现了财务困境，这种困境也很有可能是由于作为被申请方的东道国的征收、征用等争议措施所导致的，因此在还未作出裁决结果时，仲裁庭普遍认为不应再给申请方施加额外约束、要求其提供费用担保。59

国际投资仲裁的实践也反复印证了上述立场。在南美白银公司诉玻利维亚（South American Silver Limited v. Bolivia）一案中，仲裁庭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总的来说，目前在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决定费用担保时的一般立场是，申请方缺乏资产、无法证明自身经济实力或存在影响公司财务状况的风险或困境等理由其本身都不是采取费用担保措施的充分理由。”60出于同样的考虑，在Hesham Tallat M Al-Warraq诉印度尼西亚（Hesham Tallat M Al-Warraq v. Indonesia）案中UNCITRAL仲裁庭在其裁决中强调：“投资者依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投资仲裁，不应被要求满足额外的前提，即要么证明自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相关仲裁费用，要么就提供相应的费用担保。”61如果强制施加了这样的前提的话，那么对于许多无法满足经济状况要求的投资者来说，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放弃提起仲裁，而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在当事双方力量不均等的投资仲裁中，这样的结果更是应该谨慎以避免的。

仲裁庭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申请方利用第三方资助的行为是否会成为认定其财务状况的重要依据。仲裁程序中，被申请方经常主张，申请方依赖第三方资助才得以提起仲裁，说明其经济状况不容乐观，未来有无法支付仲裁费用的风险，因此应要求其提供费用担保。但目前，投资仲裁的仲裁庭在这一问题上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均认同利用第三方资助的行为本身并不足以认定申请方经济困窘。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国际仲裁第三方资助特别工作组在其2018年的报告中谈及这一问题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寻求第三方资助的理由可能多种多样，包括资金占用、风险管理或是为了减少机会成本而将现有资金用在别处。62在南美白银公司诉玻利维亚案中仲裁庭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认为存在第三方资助本身并不能证明申请方无力支付仲裁费用，也并不意味着未来有不能支付仲裁费用的较高风险。63美国Guaracachi公司和Rurelec公司诉玻利维亚（Guaracachi America, Inc. & Rurelec v. Bolivia）案中仲裁庭的结论也是如此。64

但与此同时，也有少数派的声音认为，第三方资助安排虽然本身并不会导致适用费用担保措施，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申请方的证明义务。如在唯一适用费用担保措施的投资仲裁案件RSM公司诉圣卢西亚案中，虽然仲裁庭多数意见在决定同意圣卢西亚提出的费用担保申请时并未偏离上述原则，即并未将申请方利用第三方资助作为决定性因素，而是主要考虑了申请方在过往仲裁案件中多次恶意不支付仲裁费用的记录，65但仲裁庭成员之一加万▪格里菲斯（Gavan Griffith）在其反对意见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存在第三方资助的单一事实虽不能直接导致适用费用担保措施，但会使申请方有义务证明为何不应采取费用担保措施。66他的理由是，第三方资助者是一个在案件结果和赔偿金额上下赌注的角色，其自愿承担风险。67而正如上文所说，仲裁庭之所以在投资仲裁案件中不愿采取费用担保措施是考虑到作为申请方的投资者是争议双方中相对弱势的一方，应当受到额外的保护以免其救济无门。而通常的第三方资助安排中会约定资助者承担仲裁过程中的风险以换取最终的收益，不利的费用分担裁决也是风险之一，因此在有第三方资助者的情况下，“费用担保”的义务最终实际是由第三方资助者所履行的。因此若仲裁庭不将利用第三方资助的情况纳入额外考虑，就会导致第三方资助者实际躲在投资者背后，利用本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规则而规避了其所应当承担的仲裁程序风险。而进行风险投资的第三方资助者本无权享有这样的额外保护。如此的考虑无疑是更为周到细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未来在投资仲裁案件中进一步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发展趋势。

（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费用担保的适用标准

在分析完上述两个层次的问题之后，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疑问是：既然第三方资助不会成为认定申请方财务状况的重要依据，且财务状况不佳也不是仲裁庭采取费用担保措施的充分条件，那么在投资仲裁案件中究竟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适用费用担保呢？是否在学理上或实践中有达成统一的标准呢？对此，UNCITRAL和ICSID仲裁庭在一系列案件中反复表示：费用担保在投资仲裁中是一个极其特殊的程序性救济措施，只有在极个别特殊情形下才能适用。68这就提出了一个“极端特殊情形”的模糊标准。在南美白银公司诉玻利维亚一案中，仲裁庭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适用费用担保措施的标准是相当严格的，只应当在极端特殊情形下适用，例如，有证据表明申请方过去经常在仲裁程序中滥用权利，并有多次违反仲裁义务的不良记录，且若不及时采取费用担保措施将在本案中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69这里提出了“不采取费用担保将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这一更细化的必要性标准。随后，顺着这样的逻辑脉络，在Libananco公司诉土耳其（Libananco v. Turkey）案和商业集团诉萨尔瓦多（Commerce Group v. El Salvador）案中，ICSID仲裁庭又对以上标准进行了更细致的检验。在Libananco公司诉土耳其案中，尽管该案申请方是一个依靠第三方资助者提供全部仲裁资金支持的空壳公司，但仲裁庭仍否决了被申请方提出的费用担保请求。仲裁庭援引了南美白银公司诉玻利维亚案中提出的标准，认为只有在本案一方当事人的根本利益将面临无法挽回的损害的最极端的情形下才能满足费用担保的所有前提条件。70甚至，在该案中申请方在提起仲裁时正在两个国家面临“大规模经济犯罪”的刑事调查程序，仲裁庭在此种情形下仍不认为存在“无法挽回的损害”的危险。71这足以看出投资仲裁案件中费用担保措施的门槛之高。商业集团诉萨尔瓦多案的撤销委员会认为在有证据证明存在权利滥用或严重不当行为时可能会达到采取费用担保措施所应满足的“极端特殊情形”标准。72

当然，虽然上述案件进一步阐明了投资仲裁中费用担保的适用标准，但毕竟在以上个案中都否决了被申请方提出的费用担保请求，因此只能算从否定性角度揭示了哪些情形尚未达到适用费用担保的标准。而如果要明确费用担保适用的肯定性标准，就无法绕过投资仲裁中唯一真正适用费用担保的案件——RSM公司诉圣卢西亚案。73在这一案件中，申请方在此之前有着不断滥诉且多次拒绝履行费用分担裁决中相关义务的臭名昭著的黑历史。74在之前的每个案件中，申请方都利用第三方资助的资金来提起仲裁，但最终无论是申请方还是给予其资助的第三方资助者都拒绝履行费用分担裁决中的义务。75因此仲裁庭在该案中认为申请方过往不支付仲裁费用的行为证明了在本案中存在申请方在未来将继续不履行费用分担裁决的较高现实风险，所以本案中应适用费用担保措施，76而且上述情形也满足了之前案例中所确定的作为费用担保措施门槛的“极端特殊情形”标准。77

有了RSM公司诉圣卢西亚案树立的明确标杆，其后仲裁庭在判断费用担保问题时均会将先前是否有不支付仲裁相关费用的不良历史作为参照，若无不良历史记录，则一般不会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78此外，考虑到仲裁费用问题关系到投资者与东道国双方的利益，仲裁庭还从平衡双方利益的角度上做了更多精细化的探索。在Hamester公司诉加纳（Hamester v. Ghana）案中，申请方非因己方过错而无力支付仲裁费用的预付款，仲裁庭认为这一事实并不足以达到采取费用担保措施的标准，而且仲裁庭认为，在本案中如果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将有极大的可能扼杀申请方继续仲裁程序、提出索赔请求的可能性。79可见，仲裁庭在实践中仍是相当注重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尽最大可能保障其申诉权利。因此，从以上案例中也可以归纳出，在仲裁庭的裁量尺度中，要达成“极端特殊情形”这样的标准，光有无法支付仲裁相关费用的事实是不够的，必须要存在权利滥用或不守信用（abuse or bad faith）的历史记录。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国际仲裁第三方资助特别工作组在其2015年的报告草案中举例描述了此种“不守信用”，如：“申请方是被有意创造出的仅为仲裁程序之用的空壳公司，其存在只是为了扮演申请方的角色，如果诉求得到支持则赚取相对方的赔偿，而如果自身诉求未得到支持则绝不会按费用分担裁决的要求赔偿被申请方合理的仲裁费用。” 同时该报告草案又从反方向进行了解释：“相反，如果申请方仅仅是因为自身经济困难而寻求第三方资助以提起仲裁程序的话，这并不能被轻易认定为权利滥用，这样的单一事实本身也并不能成为仲裁庭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的充分理由。”81上文提到的一系列投资仲裁案件，包括Libananco公司诉土耳其案、美国Guaracachi公司和Rurelec公司诉玻利维亚案、82欧洲燃气协会诉斯洛伐克共和国（EuroGas v. Slovak Republic）案83以及采取了费用担保措施的RSM公司诉圣卢西亚案，仲裁庭在该问题上的判断标准和推理逻辑均与特别工作组2015年报告中的结论高度吻合，因此也可以说工作组的上述结论是迄今为止在投资仲裁案件中费用担保的适用情形这一问题上仲裁届达成的最全面的共识。

（三）国际投资仲裁中费用担保措施的价值平衡

其实，在进行了上述深入讨论之后不难发现，在投资仲裁的语境下讨论费用担保问题，比商事仲裁更需留心的是如何小心维护当事双方（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力量的平衡。在传统的投资仲裁理论中，投资者相对于东道国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其它资源调动能力方面均处下风，因此在考虑费用担保等程序性事项时更注重维护投资者来之不易的争议解决机会，不会轻易给他们增加门槛，如此才能维护“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机制）运转的基础。但倘若引入了第三方资助，情况便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一方面，第三方资助者作为与案件结果有利益关系的案外人，其在仲裁程序中不具备主体身份，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与申请方绑定成了利益共同体，尤其考虑到商业性第三方资助的风险投资本质，其是否有资格搭乘投资者的“顺风车”，躲在背后实际享受着本是给予投资者的适当的倾斜和照顾呢？另一方面，从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在第三方资助安排下其很可能是依赖第三方资助者一手包办仲裁程序，其自身有极大可能已经从争议解决程序的风险中脱离开来，那么其原本面对东道国的弱势地位是否还存在就是应当打一个问号的。尤其是考虑到不少第三方资助者资金实力雄厚，在法律等专业领域方面有充足人才储备和经验积累，其协助投资者与东道国进行对抗，双方实力对比自然与投资者孤身一人上阵时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在这种情形下继续给予投资者一方以倾斜和照顾，对于作为被申请方的东道国来说，是合理与公平的吗？上述这些都是第三方资助对于传统投资仲裁模式在费用担保问题上造成的冲击和提出的挑战。法律是一门衡平的艺术，仲裁庭在投资仲裁案件中也必须小心翼翼地在动态中维护天平的平衡，如此方能帮助ISDS机制应对新的挑战，使其实现长期稳定的良好运行，现有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才不致受到冲击。从上述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国际投资案件的仲裁庭虽对于采取费用担保的标准达成了较为细致的一致意见，但是对于第三方资助背景下产生的新问题明显回应不足，还处在传统的更偏向投资者的模式之中而未有突破，仅有上文提到的仲裁庭成员加万▪格里菲斯在RSM公司诉圣卢西亚案的反对意见中触及了这一问题。因此国际投资仲裁中引入第三方资助情形下的费用担保问题还有待仲裁庭未来在具体个案中进行进一步地讨论。

（四）东道国确立费用担保规则的实践

当然，在目前的情形下，已经有不少东道国意识到仲裁庭在第三方资助问题上反应相对滞后，同时又不满自身在仲裁案件中时常在费用问题上吃哑巴亏，因此正在积极地寻求这一领域更多的讨论和突破。2016年9月，巴拿马向ICSID秘书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请求将“遏制不履行裁决的申请方，提升对于应诉东道国的保护”这一议题纳入到ICSID行政理事会年会议程中。84东道国诸如此类的行为是否将在未来引发投资仲裁费用担保问题上的重大变革还有待观察。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将目光聚焦到了自身能掌握主动权的领域——双边投资条约的起草和签订上来，在新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纳入了相关条款，赋予仲裁庭在裁决费用担保问题上更多的自由度。例如，《欧盟—越南投资保护协定》第3.48条第1款允许仲裁庭在有合理理由相信申请方有无法履行不利费用裁决的风险的情形下，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85此外，该协定第3.37条第3款还明确规定：“当适用第3.48条（费用担保）时，仲裁庭应将是否存在第三方资助纳入考虑。”86类似这样的条款若在今后的双边投资条约中被广泛采用，将在实践中起到限制经济困难的申请方通过第三方资助提起投资仲裁的效果，因而从抽象意义上来说，也削减了弱势方“接近正义”的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现有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基础，因此仲裁庭在个案中通常采取“谨慎地平衡”的态度。在南美白银公司诉玻利维亚案中，仲裁庭虽然承认，在考虑是否作出费用担保决定时，是否存在第三方资助是考量因素之一，但同时也认为这绝不应该成为唯一的判断因素，因为“如果是否存在第三方资助成了仲裁庭考虑支持或否决被申请方的费用担保请求时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不综合考量其他因素，那么在这样的裁决机制下，被申请方就可以轻易地依惯例请求并获得费用担保，这将增加阻碍潜在的合法诉求的风险。”87

（五）小结

相信随着学界对于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费用担保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仲裁庭会在实践中对于第三方资助情形下如何适用费用担保作出更多积极、正面的回应，在此问题上的法律推理和标准设定也会日趋精细化。但可以预见的是，至少在短期内，投资案件的仲裁庭仍将延续不愿轻易要求申请方提供费用担保的传统。88如若缺少相应机构仲裁规则的重大变化或是双边投资条约相关文本表述的普遍变更，在上述案件中逐步确立起来的适用费用担保的高门槛标准将继续被沿用，适用费用担保的案件在一段时间内仍将是“稀少且不常发生”的，89只有在那些滥用第三方资助的案件中才有适用费用担保的可能。90

六、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修订和改革

第三方资助问题引起了高度关注，不仅体现在各国缔结国际投资协定的新实践和国际仲裁实践中，而且体现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过程中。目前，尝试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的国际平台有两个：一个是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开展的投资仲裁规则的修订；另一个是联合国贸法会第三工作组正在推进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尽管这两个平台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各不相同，但第三方资助问题均已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议题。

（一）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投资仲裁规则修订下的第三方资助问题

2016年10月7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向153个成员国提出建议修订投资仲裁规则，旨在更新和现代化（updating and modernizing）其现行投资仲裁相关规则和规定，在确保当事方公平程序和平等待遇的前提下，简化程序，提升费用和时间使用的效率。91第三方资助是修订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各成员国和公众对第三方资助的定义、透明度、成本分配、保证金等事项提出大量建议。92中国政府提出：在信息披露方面，应对第三方资助进行持续披露，包括在仲裁庭组建或仲裁员变更后，争端方和提供资助的第三方均应披露其是否与仲裁员有任何关系；还应当披露第三方资助协议的内容、第三方资助者国籍、股权结构、与被资助的争端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等。如未履行上述披露义务，相关方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要求第三方撤回其资助等。93

尽管各国提出较多意见，但ICSID真正采纳的不多，2020年2月发布的第四版修订建议稿仅规定第三方资助包括任何资金来源于“捐献、赠与、或取决于仲裁程序结果的报酬”，同时仅规定了有限的透明度和利益冲突义务（仅披露第三方资助者名称和地址，及持续性披露要求等方面）。94目前该修订程序尚未完结，预计在这个问题上各方将继续保持关注。

（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下的第三方资助问题

2017年7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第50次委员会会议决定，由其第三工作组就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改革，具体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研究现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第二步针对现存问题决定是否需要改革；第三步研拟可能的改革方案。95经过第三工作组第34至38次会议讨论，多数国家认为当前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在裁决一致性、纠错机制、平行诉讼程序、仲裁员的独立性和公平性、仲裁员代表性、第三方资助、仲裁的期限和成本方面存在问题，工作组决定有必要对上述问题进行改革（即已经初步完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讨论，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改革方案谈判）。96

关于第三方资助，UNCITRAL第三工作组的研究报告中将其定义为：“第三方资助通常为一类合同，由某个非争端当事方的实体，为某个当事方（通常为起诉方或代表起诉方的律所）提供资金或其他物质支持，并根据争端结果获得报酬。该报酬可能存在多种形式，较为普遍的包括：资助费用的若干倍数、争端结果的特定比例、固定金额，或上述几种形式的混合。97

在改革进程中，商业性第三方资助遭到很多批评，很多参加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认为第三方资助会导致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构性失衡，增加投资东道国政府作为被诉方的成本，对当事方不公平，还可能导致利益冲突，被诉方胜诉时难以获得仲裁费用补偿。98我国支持对第三方资助规定透明度纪律，相关方应持续披露有关资助情况，避免仲裁员和第三方资助者之间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如未履行披露义务，应明确相关方承担的法律后果。99目前改革仍然在进行之中，第三工作组尚未发布关于第三方资助的具体改革方案和条文。

七、结论

在当今的国际投资仲裁领域，第三方资助相关的制度正在逐渐成熟、日臻完善。尽管还存有不少模糊的问题有待厘清，但国际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实践普遍印证了第三方资助可以帮助投资者获得司法救济，使国际投资争议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在仲裁费用问题上，利用第三方资助提起仲裁的当事方在其诉求获得支持后有权根据仲裁庭的费用分担裁决就其仲裁程序的花费获得赔偿，在某些特定情形下，申请方支出的第三方资助相关费用有可能得到赔偿。如果在未来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继续遵守RSM公司诉圣卢西亚案确立的高标准，那么在涉及第三方资助的案件中费用担保措施仍将极少适用，仅在存在权利滥用或不守信用的“极端特殊情形”下才有适用的可能。

无论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推动的仲裁规则改革看，还是从联合国贸法会推动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看，第三方资助已经不仅仅是某些案件的仲裁实践问题，而且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体制性议题。这个议题未来能否得到改革以及得到何种程度的改革，将给第三方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的运用带来深远影响，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注释：

* 许天舒，女，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研究所，案件经办秘书。电子邮箱：xutianshu@cietac.org。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桦皮厂胡同2号国际商会大厦6层，邮编：100035。

1.在目前可查证到公开资料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至少有18起案件的申请方接受了第三方资助。这18起案件包括：S&T Oil v. Romania, Teinver v. Argentina, Fuchs & Kardassopoulos v. Georgia, Oxus Gold v. Uzbekistan, S&T Oil v. Romania, Guaracachi America and Rurelec v. Bolivia, Giovanni Alemanni & Others v. Argentina, Crystallex v. Venezuela, Rusoro v. Venezuela, RSM Production Corp. v. Saint Lucia, Adem Dogan v. Turkmenistan, Alapli Elektrik v. Turkey, EuroGas Inc & Belmont Resources v. Slovak Republic, Muhammet Çap & Sehil Insaat Endustri ve Ticaret Ltd. Sti. v. Turkmenistan, Corona Materials LLC v. Dominican Republic, South American Silver Ltd. v. Bolivia, Stans Energy v. Kyrgyzstan, Infinito Gold v. Costa Rica, Cortec Mining Kenya Ltd., Cortec (Pty) Ltd. & Stirling Capital Ltd. v. Kenya, Gabriel Resources Ltd. & Gabriel Resources v. Romania. 下文提及这些案件时将提供详细的案件信息。

2.See Article 3.28(i) of Chapter 3 of the 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437 (last visited March 31, 2020).

3.See Article 1 of Section 3 of the European Union’s proposal for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Resolution of Investment Disputes under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dated 12 November 2015, available at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5/november/tradoc_153955.pdf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4.See Chapter 8 of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Canada and the EU (CETA), available at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16/february/tradoc_154329.pdf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5.该定义最后一句的表述是：“该资助可以捐款或赠与的方式进行，也可根据争议解决的结果获取一定报酬。”这一定义将“捐款或赠与的方式”位置提前，部分学者认为是进一步强调了非商业性第三方资助在国际投资仲裁第三方资助中的地位，也使该定义相较商事仲裁中的第三方资助来说更为宽泛。See Victoria Shannon Sahani, “Revealing Not-for-Profit Third-Party Funders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 March 2017, available at https://oxia.ouplaw.com/page/third-party-funders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6.See L. Bench Nieuwveld & V. Shannon Sahani, Third 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nd ed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BV, 2017, pp. 5–9.

7.See Nigel Blackaby & Alex Wilbraham, Arbitr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Guide to the Key Issues, 2nd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704.

8.Ibid.

9.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Hong Kong, Third-Party Funding For Arbitration, Sub-committee Consultation Paper, p. 13, available at http://www.hkreform.gov.hk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10.《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办理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时，委托人被告知政府指导价后仍要求实行风险代理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实行风险代理收费，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婚姻、继承案件；（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抚恤金、救济金、工伤赔偿的；（四）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等。”第十二条：“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11.现有的约束主要是对风险代理收费金额比例的限制。《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12.See, e.g., “Portfolio & complex financing”, available at http://www.burfordcapital.com/customers/portfolio-financing/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13.当然，也有观点基于这一理由认为募股融资并不符合第三方资助的通常定义。如前文所述，目前学界对于第三方资助的界定还存在较大分歧，因此本文基于募股融资与仲裁程序资助的相关性而将其纳入到第三方资助的具体形式中来。See Nigel Blackaby & Alex Wilbraham, Arbitr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Guide to the Key Issues, 2nd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705.

14.Debtor-In-Possession Financing: DIP Financing Definition | Investopedia, available at 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d/debtorinpossessionfinancing.asp#ixzz4LzenUfHs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15.See Nigel Blackaby & Alex Wilbraham, Arbitration unde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 Guide to the Key Issues, 2nd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705.

16.在中国法下，企业破产重整过程中的融资也具有一定优先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条第1款：“破产申请受理后，经债权人会议决议通过，或者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经人民法院许可，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可以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借款。提供借款的债权人主张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优先于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其主张优先于此前已就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的债权清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更多关于中国法下破产重整融资中债权优先性的讨论可参见丁燕：《论破产重整融资中债权的优先性》，载《法学论坛》2019年第3期。

17.Luke Eric Peterson, “Uruguay Hires Law Firm and Secures Outside Funding to Defend Against Philip Morris Claim; Not the First Time an NGO Offers Financial Support for Arbitration Costs”, IAREPORTER-Investment Arbitration Reporter, 20 October 2010, available at https://www.iareporter.com/articles/uruguay-hires-law-firm-and-secures-outside-funding-to-defend-against-philip-morris-claim-not-the-first-time-an-ngo-offers-financial-support-for-arbitration-costs/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18.前已知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尚未出现东道国获得商业性第三方资助的案例。See William W. Park & Catherine A. Rogers,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ICCA Queen-Mary Task Force, Austrian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015, p. 3, note 12, available at https://scholarship.law.b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5&context=faculty_scholarship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19.See, e.g., two cases in which bondholders were suing Argentina: Giovanni Alemanni and Others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7/8,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November 17, 2014); Abaclat and Others v. Argentine Republic, ICISD Case No. ARB 07/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August 4, 2011). See also Quasar de Valors and Others v. Russian Federation, SCC Case No. 24/2007, Award (July 20, 2012).

20.例如《ICSID规则》、《ICSID附加便利规则》及《UNCITRAL透明度规则》中均有相关规定。

21.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Oct. 24, 1945) art. 64: ‘Unless otherwise decided by the Court, each party shall bear its own costs’. See also M. Hodgson, "32 Cost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The Case for Reform" in Reshaping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Brill Nijhoff, 2015, pp. 748–759.

22.C. Schreuer,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2001, p. 1224, cited in Siag and Vecchi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05/15, Award (June 1, 2009), para. 616.

23.《ICSID公约》第61条第2款规定：“就仲裁程序而言，除双方另有协议外，仲裁庭应估计双方同程序有关的开支，并决定该项开支、仲裁庭成员的酬金和开支以及使用中心的设施的费用应如何和由何人偿付。此项决定应成为裁决的一部分。” 与之类似，《ICSID附加便利规则》第58条第1款规定：“除非双方另有协议，否则仲裁庭应决定仲裁庭成员的费用和开支、秘书处的费用以及双方的程序性开支如何和由何人承担。”

24.Se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rticle 42(1): “The costs of the arbitration shall in principle be borne by the unsuccessful party or parties. However, the arbitral tribunal may apportion each of such costs between the parties if it determines that apportionment is reasonab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25.See L.E.S.I. S.p.A. & ASTALDI S.p.A. v. République Algérienne Démocratique et Populaire, ICSID Case No. ARB/05/3, Award (Nov. 12, 2008), para. 186. See also Alasdair Ross Anderson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 ARB(AF)/07/3, Award (May 19, 2010), paras. 62–64.

26.See, e.g., Helnan International Hotels A/S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05/19, Award (July 3, 2008), paras. 173–174; 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 Occidental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mpany v. Republic of Ecuador, ICSID Case No. ARB/06/11, Award (Oct. 5, 2012), paras. 873–874; EDF (Services) Ltd. v. Romania, ICSID Case No. ARB/05/13, Award (Oct. 8, 2009), paras. 327–329.

27.See M. Hodgson, "32 Costs in Investment Treaty Arbitration: The Case for Reform", pp. 2–3, in Reshaping the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Brill Nijhoff, 2015, pp. 748–759.

28.Supra note 26.

29.Kardassopoulos & Fuchs v. Republic of Georgia, ICSID Case Nos. ARB/05/18 and ARB/07/15, Award (Mar. 3, 2010), para. 691.

30.RSM Production Corporation v. Grenada, ICSID Case No. ARB/05/14 (Annulment Proceeding), Order of the Committee Discontinuing the Proceeding and Decision on Costs (Apr. 28, 2011), para. 68.

31.ATA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 Trading Company v.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ICSID Case No. ARB/08/2 (Annulment Proceeding), Order Taking Note of the Discontinuance of the Proceeding (July 11, 2011), para. 34.

32.Siag and Vecchi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05/15, Award (June 1, 2009) [hereinafter Siag v. Egypt].

33.ICC Commission Report, Decisions on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 ICC Dispute Resolution Bulletin 87 (2015).

34.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是指，赔偿必须尽可能消除违法行为的所有后果，并重新确立如果该行为未发生则很可能存在的情况。See Factory at Chorzów (Claim for Indemnity), No. 13, 1928, P.C.I.J. Rep., Series A, No. 17, Merits (Sept. 13, 1928), p. 47, para. 125. 以上论述被Gemplus v. Mexico案的仲裁庭引用，以论证其费用裁决。See Gemplus S.A., SLP S.A., & Gemplus Industrial S.A. de C.V. v. United Mexican States, ICSID Case No. ARB(AF)/04/3 Award (June 16, 2010), para. 27.

35.See ICCA-QMUL Task Force on TPF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Draft Report on Security for Costs and Costs (Nov. 1, 2015), p. 10, available at https://www.arbitration-icca.org/media/6/09700416080661/tpf_taskforce_security_for_costs_and_costs_draft_report_november_2015.pdf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36.ICC Commission Report, Decisions on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 ICC Dispute Resolution Bulletin 87 (2015), p. 87.

37.对该问题更详尽的观点汇总可参见Report of the 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on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ICCA Reports No. 4, April 2018, Chapter 6: Costs and Security for Costs, pp. 156–160.

38.Siag v. Egypt, Award (June 1, 2009), paras. 604, 625.

39.Khan Resources Inc., Khan Resources B.V., CAUC Holding Company Ltd. v. Government of Mongolia & MonAtom LLC, PCA Case No. 2011-09, Award (Mar. 2, 2015), paras. 445–448.

40.2010年版《UNCITRAL仲裁规则》第40条（e）款中的“法律费用及其他费用”是指“当事方在仲裁过程中产生的、仲裁庭认为费用数额合理的法律费用及其他费用”。

41.See ICC Rules of Arbitration (March 1, 2017), Article 38(1): “The costs of the arbitration shall include the fees and expenses of the arbitrators and the ICC administrative expenses fixed by the Cou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ale in force at the tim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bitration, as well as the fees and expenses of any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d the reasonable legal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by the parties for the arbitration.” Available at https://iccwbo.org/dispute-resolution-services/arbitration/rules-of-arbitration/#article_37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42.Essar Oilfields Services Ltd. v. Norscot Rig Management PVT Ltd. [2016] EWHC 2361 (Comm).

43.本案适用的《ICC仲裁规则》是1998年版本，其第31条第1款是关于仲裁费用的规定。See ICC Arbitration Rules 1998, Article 31(1): “The costs of the arbitration shall include the fees and expenses of the arbitrators and the ICC administrative costs fixed by the Cour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ale in force at the tim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rbitral proceedings, as well as the fees and expenses of any experts appointed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and the reasonable legal and other costs incurred by the parties for the arbitration.” Available at https://www.trans-lex.org/750200/_/icc-arbitration-rules-1998/#head_38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44.Supra note 42, para. 22.

45.Ibid., para. 24.

46.ADC Affiliate Ltd. & ADC & ADMC Management Ltd. v. Republic of Hungary, ICSID Case No. ARB/03/16, Award (2 Oct. 2006), para. 533 [hereinafter ADC v. Hungary].

47.Irmgard Marboe, “Calculation of Compensation and Damag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OUP Catalogue, 2009, p. 312.

48.See Report of the 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on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ICCA Reports No. 4, April 2018, Chapter 6: Costs and Security for Costs, pp. 158–159.

49.Ibid.

50.霍根路伟（Hogan Lovells）律师事务所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6个被调查的法域内有49个在费用问题上采“败诉者付费”模式。See Lovells, “At What Cost? A Lovells Multi-Jurisdictional Guide to Litigation Costs” (2010), cited in ICC Commission Report, Decisions on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 ICC Dispute Resolution Bulletin 87 (2015), at Appendix B.

51.杨良宜，莫世杰，杨大明著：《仲裁法——从开庭审理到裁决书的作出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第27页。

52.See art. 47 of the ICSID Convention and art. 39(1) of the ICSID Arbitration Rules.

53.See ICSID Additional Facility Rules (2006), art. 46.

54.See UNCITRAL Rules (2010), art. 26(3). See also D. Caron & L. Caplan, The 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A Commentary, 2nd ed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21–522. See also Encana Corporation v. Ecuador, Interim Award (Jan. 31, 2004), para. 13.

55.RSM Production Corporation v. Saint Lucia, ICSID Case No. ARB/12/10, Decision on Saint Lucia’s Request for Security for Costs (Aug. 13, 2014) [hereinafter RSM v. Saint Lucia].

56.See L.E.S.I. S.p.A. & ASTALDI S.p.A. v. République Algérienne Démocratique et Populaire, ICSID Case No. ARB/05/3, Award (Nov. 12, 2008), para. 186. See also Alasdair Ross Anderson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 ARB(AF)/07/3, Award (May 19, 2010), paras. 62–64.

57.ICC Commission Report, Decisions on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2 ICC Dispute Resolution Bulletin 87 (2015), p. 89.

58.See Report of the 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on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ICCA Reports No. 4, April 2018, Chapter 6: Costs and Security for Costs, pp. 172–175. See also RSM v. Saint Lucia, Assenting Reasons of Gavan Griffith, para. 2.

59.Libananco Holdings Co Ltd.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06/8, Decision on Preliminary Issues (June 23, 2008), paras. 33(f), 57–59; RSM v. Saint Lucia, Assenting Opinion of Dr. Griffith, para. 2.

60.South American Silver Ltd.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3-15, Procedural Order No. 10 (Jan. 11, 2016), para. 63.

61.Hesham Tallat M. Al-Warraq v. Indonesia, Award on Respondent’s Preliminary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of the Claims (June 21, 2012), para. 109. See also Rachel S. Grynberg, Stephen M. Grynberg, Miriam Z. Grynberg & RSM Production Corporation v. Government of Grenada, ICSID Case No. ARB/10/6, Decision on Respondent’s Application for Security for Costs (Oct. 14, 2010), para. 5.19. 在该案中仲裁庭强调：“在ICSID框架下解决争议并不要求投资者只有在具备良好的财务状况以履行可能的费用分担裁决时才能提起仲裁。” See also Víctor Pey Casado & President Allende Foundation v. Republic of Chile, ICSID Case No. ARB/98/2, Decision on Provisional Measures (Sept. 25, 2001), para. 86.

62.See Report of the ICCA-Queen Mary Task Force on Third-party Funding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he ICCA Reports No. 4, April 2018, Chapter 6: Costs and Security for Costs, p. 180.

63.South American Silver Ltd.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3-15, Procedural Order No. 10 (Jan. 11, 2016), paras. 76, 63.

64.Guaracachi America, Inc & Rurelec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1-17, Procedural Order No. 14 (Mar. 11, 2013), para. 7.

65.RSM v. Saint Lucia, paras. 78–79.

66.RSM v. Saint Lucia, Assenting Reasons of Dr. Gavan Griffith QC, para. 18.

67.Ibid., paras. 12–14.

68.South American Silver Ltd.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3-15, Procedural Order No. 10 (Jan. 11, 2016), para. 63; Guaracachi America, Inc and Rurelec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1-17, Procedural Order No. 14 (Mar. 11, 2013), para. 6; Emilio Agustín Maffezini v. 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 ARB/97/7, Procedural Order No. 2 (Oct. 28, 1999), para. 10. See also Commerce Group Corp & San Sebastian Gold Mines, Inc v. El Salvador, ICSID Case No. ARB/09/17, Decision on El Salvador’s Application for Security for Costs (Sept. 20, 2012), para. 45. 在该案中仲裁庭认为：“费用担保只能在极少数特殊情形下适用，例如存在权利滥用或严重不端行为时。”

69.South American Silver Ltd.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3-15, Procedural Order No. 10 (Jan. 11, 2016), para. 68.

70.Libananco Holdings Co Ltd.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06/8, Decision on Preliminary Issues (June 23, 2008), para. 57.

71.Ibid., para. 72.

72.Commerce Group Corp. & San Sebastian Gold Mines, Inc. v. Republic of El Salvador, ICSID Case No. ARB/09/17, Annulment Proceeding, Decision on El Salvador’s Application for Security for Costs (Sept. 20, 2012), para. 45.

73.RSM v. Saint Lucia.

74.RSM v. Saint Lucia, paras. 78–79.

75.申请方和其第三方资助者连续在多案件中拒绝履行费用分担裁决的行为被本案被申请方圣卢西亚称为“打了就跑的仲裁策略”（hit and run arbitration）。第三方资助的反对者有时会扩大化地引用这一评论，将其作为适用于所有第三方资助者的标签。See, e.g., J. Kalicki, “Security for Cos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5) Transn’l. Disp. Mgmt. 1 (2006). RSM v. St Lucia案的裁决表明，在先前的案件中是第三方资助者唆使RSM不履行费用分担裁决的义务，因此使第三方资助信誉扫地。See RSM v. Saint Lucia, paras. 32–33.

76.RSM v. Saint Lucia, paras. 77–82.

77.See RSM v. Saint Lucia, Assenting Opinion of Dr Griffith, para. 3.

78.See South American Silver Ltd.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3-15, Procedural Order No. 10 (Jan. 11, 2016), para. 66. See also EuroGas Inc & Belmont Resources Inc v. Slovak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14/14, Procedural Order No. 3, Decision on Requests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 (June 23, 2015), paras. 122–123.

79.Gustav F.W. Hamester GmbH & Co KG v. Republic of Ghana, ICSID Case No. ARB/07/24, Award (June 18, 2010), para. 17.

80.See ICCA-QMUL Task Force on TPF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Draft Report on Security for Costs and Costs (Nov. 1, 2015), p. 17.

81.Ibid.

82.Guaracachi America, Inc. & Rurelec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1-17, Procedural Order No. 14 (Mar. 11, 2013), para. 7.

83.EuroGas Inc. & Belmont Resources Inc v. Slovak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14/14, Procedural Order No. 3, Decision on Requests for Provisional Measures (June 23, 2015), para. 123.

84.Effective Protection for Respondent States Against Judgment-proof Claimants, Memorandum to Meg Kinnear, Secretary General,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ettlement of Investment Disputes from I. Zarak Acting Minister of Economy and Finance, Republic of Panama (Sept. 12,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transnational-dispute-management.com/legal-and-regulatory-detail.asp?key=17450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85.See Article 3.48(1) of Chapter 3 of the 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available at 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1437 (last visited March 31, 2020).

86.Ibid., art. 3.37(3).

87.South American Silver Ltd. v. Bolivia, PCA Case No. 2013-15, Procedural Order No. 10 (Jan. 11, 2016), para. 77.

88.一些学者也对国际仲裁中仲裁庭在费用担保问题上过于谨慎的倾向持批评态度。See A. Redfern & S. O’Leary, “Why It Is Time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to Embrace Security for Costs”, 32(3) Arb. Int’l 397 (2016).

89.RSM v. Saint Lucia: Why the Tribunal Is to Be Applauded for Security for Costs Order, Global Arb. Rev., (Sep. 24, 2014), available at https://globalarbitrationreview.com/article/1033742/rsm-v-st-lucia-why-the-tribunal-is-to-be-applauded-for-security-for-costs-order (last visited May 20, 2019).

90.W. Kirtley & K. Wietrzykowski, “Should an Arbitral Tribunal Order Security for Costs”, 30(1) J.Intern’l Arb. 17 (2013).

91.Meg Kinnear, Letter to The Representative on 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The Governor of the World Bank), November 9, 2016.

92.Rule Amendment Project – Member State & Public Comments on Working Paper # 1 of August 3, 2018, ICSID, March 15, 2019, pp, 151-196.

93.Comments on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ICSID Rules Submitted by China, pp.3-4. See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amendments/Documents/China_Comments_12.28.18.pdf, visited on 28 March 2020. 我国在评论意见中同时提出了更加完善的第三方资助定义。

94.Proposals for Amendment of the ICSID Rules — Working Paper #4, ICSID, February 28, 2020, Arbitration Rules, Rule 14..

95.Report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Fiftieth session (3-21 July 2017), General Assembly Official Records Seventy-second session Supplement No. 17, para.264.

96.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sixth session, Vienna, 29 October – 2 November 2018, A/CN.9/WG.III/XXXVI/CRP.1/ Add.1-4. 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seventh session (New York, 1–5 April 2019), para.25, A/CN.9/970, 9 April 2019.

97.UNCITRAL,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Third-party funding,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Thirty-seventh session, New York, 1–5 April 2019, A/CN.9/WG.III/WP.157, 24 January 2019, para.5, it provided that “[t]hird-party funding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an agreement by an entity (the “third-party funder”) that is not a party to a dispute to provide funds or other material support to a disputing party (usually the claimant or a law firm representing the claimant), in return for a remuneration, which is dependent on the outcome of the dispute. The remuneration can take any form, though more common forms include a multiple of the funding, a percentage of the proceeds, a fixed amount, or a combination of the above.”

98.Report of Working Group III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Reform) on the work of its thirty-fourth session (Vienna, 27 November–1 December 2017) Part I, A/CN.9/930/Rev.1, 19 December 2017, paras.57, 64 and 69.

99.Sub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Possible reform of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ISDS), A/CN.9/WG.III/WP.177, 19 July 2019.

（许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