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关注过的久远的仲裁资料和仲裁制度的早期发展。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此有所研究，而大多数人将视角主要集中于近代仲裁制度的发展，似乎没有意识到许多我们认为很“新”的制度其实来源于久远的时代。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1399年）到1799年这期间的历史在其他学者的视野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然而，从盎克鲁撒克逊时代一直延续到理查得二世统治时期（1377年至1399年）这段历史除了一些零星的论述涉及到外，似乎始终游离于人们的视线之外。本文就致力于阐述早期的这段历史期间中仲裁制度的发展情况。

　　在Anglo-Norman时代的初期，法庭审判与仲裁程序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很难区分。这二者均体现着当事人“将关乎自己利益的案件交于”陪审团或是作为纠纷仲裁者的一种要求。“法庭的传唤……在理论上往往是当事人同意和请求的结果。”而且，这种混淆还来自于，无论是陪审团或是仲裁组的构成在表述上均使用“friend”（支持者）这个词，似乎以此来表达这样的观念，即产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需由他们的“支持者”来代表。

盎克鲁－萨克逊时期

　　人们已经主张“很显然，在盎克鲁－萨克逊时期的法律中并没有孕育仲裁观念的萌芽，仲裁观念并不是在我们发现它正在形成的时候就能顺利的被王室法院所接受的。”然而我们也得承认早在最久远的Aethelberht时期（大约是公元602年－603年）的Kentish法中就已经显露出仲裁制度的最早的倪端。当时的法律详细规定了不同的伤害行为凶手给予被害人的不同赔偿金，之后法律又规定只要一个人的大腿被打断了，那么他就能得到12先令的赔偿金，但是“如果他被打成瘸子的时候，那么事情可以由支持者（friends）来解决。”这实际上暗示着“friend”一词已经标明了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我们注意到，即使在这样久远的时期，纠纷解决的自愿性便由“may ”这样的词昭示出来。但是，这部法律没有清楚的表明仲裁行为到底是庭审程序的一部分，还是纠纷解决的特殊司法形式。

　　关于仲裁程序的详细清楚的阐述出现在Kings of Kent时期的lothhere and Eadric法律中：

　　如果一个人控诉他人，在第三人为对方提供了担保后，除非原告一方提出延长期限，否则三天之后他们应该试图确定一个仲裁人，在纠纷由仲裁人做出裁决后的一周内，被告应履行仲裁裁决，给付对方足额的赔偿金，或者由被告自愿决定，对原告作出宣誓。如果，无论如何被告都不愿做出上述行为，那么在裁决做出后的第二天，其应该支付100先令而不用做出宣誓。 

　　后一个法律条文是前面两个法律条文的综合，它似乎表明了仲裁程序只适用于被告一方提供了一个保证人的案件中，如果被告拒绝提供保证人，“他应该支付12先令给王室法院，这样，案件将视为同以前一样的公开审理”，如果这个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很显然，仲裁制度只适用于有限数量的案件中。这个法律条文的最后一句话似乎增加了对被告没有遵守仲裁裁定的惩罚。这个法律看起来也不同于先前Aethelberht 时期的法律，因为关于仲裁人对案件参与的适用不再是任意性的规定，而是强制性的规定。

　　仲裁并没有作为主题直接出现在后来的Anglo-Saxon法中，除了一些埃塞雷德统治时期（约为公元997年）的意义含糊的法律，该法律这样表述：“…在这种情况下，领主有两种选择，和平解决（amicable settlement）或是采用司法程序，如果其选择和平解决，那么该解决方案将具有与司法判决相同的效力。”如果将词语“amicable settlement”（和解）翻译为现代语言，其意思就是当事人之间和平协商的结果，似乎并不涉及任何类型的仲裁制度，而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在Anglo-Norman时期所普遍适用的庭审方式之外的当事人参与解决纠纷的方法。然而，就在这部法律制定的大约100年之前，Edward the Elder国王曾接到过一封信，信中的内容可能倾向于表明仲裁制度的采用将会促进“和解”的发展。信中提及了这样一场关于土地的纠纷，Alfred国王“要求在这一问题上当事人必须达成共识（后来他[Alfred]下令采用了仲裁程序），而我（信的作者）就是指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之一…”人们做出了不同的宣誓，并形成了这样的文字记载，“当我们在Wardour对问题进行和解的时候…接下来对于我们在为解决纠纷而适用的仲裁程序中的所有人来说，因为这样的方式的运用，对Helmstan （被告）的处理是最符合事实情况的。”在仲裁官裁决要求被告做出一个宣誓后，案件似乎就已经得到了解决。原告接下来就重新得到了这块土地，而他也就此退出了这一纷争。

　　对35个Anglo-Saxon时期的案件进行审阅后发现，其中的至少30个案件是达成“妥协”，或是双方当事人经由王室法院或“支持者”的“调解”而得到解决的。在这一阶段中，很显然仲裁和调解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人们认为，这30个案件中的大多数与其说是现代的调解制度，不如说更具有真正的仲裁案件的特征。

Norman之后的发展

　　人们发现，诺曼征服之后，在所谓的亨利一世（十二世纪初）的法律中显然反复出现了Ethelred的观点，它是这样表述的：“所有被提交到郡法院的纠纷，应该在那里或者通过申请和解或者通过严格的审判得到解决。”对于该原则最典型的应用是在公元1124年至公元1130年之间的对于Cranfield 与Crawle两地的边界划分所产生的权属纠纷。从Cranfield 、Crawley和其他地区各选出4人来根据亨利一世、苏格兰大卫国王和Salisbury的主教的旨意做出纠纷处理决定，该旨意是“这些纠纷和主张的解决要反映出这些地区各自的领土范围…”后来的文献中陈述该事实是一种“合意”。它表明选出来的12个人所做的工作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与其说是作为陪审团的角色，不如说是作为仲裁人的角色。

　　笔者在Curia Regis Rolls发现的最早的仲裁案件是1206年的审理的一个案例。在案件的诉讼请求被提交到法院后，被告单方委托(posuit se super)了两个人，如果这两个人不被接受，被告可以更换另外两人，原告也同样如此。接下来当事人双方均把纠纷的解决托付给了这四个人和另外增加的一个人，由他们做出裁决(con-sideracionem predictorum)。一旦案件事实被认定，双方当事人宣誓遵守由仲裁庭所做的裁决(adquriescent ad considerationem eorum)。人们注意到这个案件的审理包含了在案件悬而未决的阶段所进行的提起仲裁的程序，而不是在诉讼之前就达成仲裁的合意。

　　同一年在Suffolk，一个被告被指控实施了非法的侵占行为后占有了大于他应享有的分额的土地。被告辩称他和汉弗莱已经达成了一项合理的交换土地的合意，而且他们达成合意（如果产生纠纷）将案件交由法律所许可的、经由双方当事人所选出的人来仲裁(et concessum fuit ita quod ipsi compromiserunt in legales homines ex utraque parte electos)。仲裁庭裁决将汉弗莱所主张的那块地判给被告和临近的合法占有土地的第三方。在这一案件中后来的程序表明仲裁人的仲裁同样具有司法效力。

　　在1223年至1224年期间Curia Regis Rolls所审理的两个案件暗示了仲裁程序广泛应用于城镇中有关民事权利的案件和森林领域内的涉法行为的案件中。在卷宗的第一部分，Norwich的主教授权四个地方法官，使得他们中至少两人可以出席并听取四个议员关于“和平解决在Norwich附近，Arundel同盟与上面所提及的主教之间的在Lenn的民事权属纠纷”的陈述。这个陈述被地方法官所接受，从而确认Arundel是否也认可这一承诺。学者主张参与其中的这四个议员在性质上属于调解人，而非仲裁人；但是，术语“transacted”却似乎带有一种仲裁的色彩。第二卷中似乎简要地说明了在一个Thomas家族和一个Gundred家族的人之间的一起诉讼纠纷，原因是Thomas砍了属于Gundred的林地的树，最后Thomas和他的家族成员同意不再侵犯该林地，从而纠纷得以解决；但是“如果他们因为（任何）相当（数量的林木）的砍伐而被认为有罪的话，那么，他们的支持者依据Gundred家族的林木充足程度而提出如下要求，他们承诺由其中一人承担罪名，而因此不必再赔偿1.5马克。（？）”短语“at the quest of his friend“（在他的支持者的要求下）似乎是一种司法审判外的模式，这种模式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违反合意所砍伐树木造成的损失数量做以公断。

早期年鉴上的案例

　　根据早期年鉴上所记载的相对来说很少的案例，我们似乎可以清楚的看到陪审团制度很快代替了同时代早期的诉讼争端中的仲裁制度，然而这种记载的贫乏将可能导致人们的误解。在年鉴上几乎没有案例得出任何确定的结论，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这一现象可能通过这样的事实加以说明，即仲裁“是在不断的被运用，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时候如此之少的案例作出最后的结论。”很明显，这种不喜欢给案件做出判决的情况正是十一和十二世纪的司法行为的结果，这可能反映了早期Anglo-Saxon时代的观念。Van Caenegem这样描述了十一和十二世纪时期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理论和实践的脱节：

　　这一时期的典型的诉讼与法律书本上的理论设计有着很大的差别。在司法实践中按照书中的理论进行审理的案件微乎其微。而大部分案件与此恰恰相反。典型的案例实际上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的。即当事人真正寄希望于审判庭做出的，不是依据未得到对方认可的片面的观点所得出的是非分明的最后结论，而应该是一种类似于通过可以接受的、有尊严的妥协而得出诉讼解决方法的努力。这种结果可能通过法院的调解产生…或是通过由周围居民组成的陪审团、或是由双方当事人选出或接受的仲裁员所做出的判决产生，同时这样的努力一般发生于冲突已经爆发并且事情产生了严重的转折的时候…感觉上似乎除了那些看上去是一种使用妥协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努力外，在现实的法庭审判中做出的是非分明的判断都将是一种苛刻的、极端的措施。

仲裁和可由法院审判的纠纷的观念

　　人们奇怪的发现，现行的纽约主义——即仲裁的适用（根据纽约仲裁法）仅限于可由法院审判的纠纷——早在1281年和1388年的英国司法实践中就有所预兆，尽管那时法院还处于某种不相协调的地位上。在当时审理的国际仲裁的第一个案例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是其中包含了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尝试。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市中发生了一起侵权案件，作为被告的二十八位意大利商人和原告将案件交由英国法院仲裁。该法院的仲裁裁决和基于裁决所做出的最终判决因为三个理由而被撤销：（1）由法院送达的（初审案件的）文书存在着这样的错误，“依英国的惯例，在战时或其他时间，在英王统治领域内不接受任何因在该领域外的侵权指控所做的答辩；…”（2）两位仲裁人并未对裁决达成相同的意见，而法院判决仅仅是基于一方仲裁人的意见所作出的。（3）尽管文书指出两个法官被指定对仲裁的结果做出判决，但仅有一个法官收到仲裁的裁决，并据此进行了判决。人们认为这是最早的对于仲裁程序的适用必须具有可由法院审判的争议存在（在本案中具有权限的意义）的观念的清晰表述。

　　大约在一百年以后，法院似乎采纳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一个先例诉讼中，一个男人提交了指控一名作为其财产管理者的单身女性的清结帐目的令状，声称（在即时审理的案件中）该女子已经在核数师的监督下清理帐目。他随后又提交了有关债务清偿的即时令状，要求获得帐目上所记载的数额的赔偿；被告则认为即使帐目是由该女子制作，原告也不能提交清结帐目的令状来指控一名女子，因此这一令状应该是无效的，原告据此对被告的指控提出抗辩。法庭同意这一论点，随后被告又放弃了他的抗辩，并宣称双方当事人已经将争端送交仲裁人，仲裁人裁决被告人应该得到两袋羊毛并支付原告二十二英镑，对此被告已经支付。双方争议的焦点被提出进行辩论，案卷中这样叙述：“究竟应该采纳哪种观点呢。对我而言，由于它是一个奇怪的案件，所以我对此提出了疑问。”这似乎表明这个案件已经暗示了即使仲裁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是可由法院审理的争端，仲裁一样是可以适用的。由此可以推断基于仲裁裁决的赔付请求在诉讼中是应得到支持的；然而该案也似乎表明案件双方事实上的系争点在于仲裁本身，而非对裁决的认可。

裁决证据和仲裁契约

　　十三、十四世纪审理的案件清楚的说明，仲裁裁决所依据事实的提出方式与当事人的一项交由仲裁的协议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淆。在最初的一个涉及租户毁损房地产之诉的案件中（1312年），一方当事人辩称这一关于越权使用土地的纠纷已经被双方提交仲裁，且仲裁人已经做出裁决。法庭询问了关于这个仲裁的证据，该方当事人称其愿意对此证明，然而Bereford首席法官指出仲裁“是由书面要式合同所证明的事实，因此它不能是立证证明的谎言”。但是在Kent州的巡回法院中的Scott 诉 Beracre案件的两段记录中似乎认同Staunton法官的观点，它这样写道：

　　你并非处于诉状须以书面递交的基督教法庭，但是你要受制于普通法，它要求仲裁的证明须是充分的。（补充强调）

　　或许该案件应该被作为认定为，与先例案件在事实问题和方法要点上有所不同的法律识别，因为在先例案件中“书面要式”并非提交于法庭，然而在后来的案件中提交仲裁的契约必须在法庭出示；但是二者都不能以任何行为作为证据证明仲裁的裁决。三十二年后在Bench王室法院审理Macclesfield的巡回法院的上诉案件时主张，在一个双方合意将纠纷提交仲裁的诉讼中，如果原告尚未依合意提交仲裁，不得强迫被告在其提交仲裁之前做出答辩。后来的案件正是基于被告否认了将纠纷提交仲裁的这一重要事实，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但是在前述的两个案件中，据当事人称仲裁人均已做出了一个仲裁裁定。简而言之，后来的案件事实上是一个已经合意提交仲裁的、衡平法院强迫一个违反合同者的强制履行令的诉讼。如果原告已经适当的提起了仲裁请求，法院不会判决衡平法院强迫一个违反合同者的强制履行令是不正当的。

仲裁效力与法庭的权限

　　对于仲裁效力与司法诉讼的效力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判断，例如：（1）未做出裁决的仲裁请求可以排斥诉讼的进行，（2）在做出判决前诉讼行为进行的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合意提交仲裁的请求将在仲裁结果做出前阻止诉讼的继续进行，以及（3）仲裁的裁定的做出将阻止法庭上对于争端做出重新的判决。所有这些问题早在十三、十四世纪就出现在法院审判中；但是对此的回答并非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如同每一个案件中那样具有终极的确定力。

　　对于一个未决的仲裁是否应该阻止法定的起诉程序这样的细致的问题早在1390年被提到高等民事法庭。原告呈递了侵权行为的令状，被告辩解道，在此之前基于同一侵权行为已经诉之于伦敦郡法院，并且双方当事人已经：

　　将纠纷交由特定的人做出仲裁，达成了这样的合意，即如果双方当事人对于仲裁不能共同认可，他们将回到（伦敦市）市长法庭，同时将进入最终的司法审判，所以我们说仲裁人并非是最终的公断者，司法审判在此期间将处于未决的效力之中并将具有众多的司法评议；…

　　原告接着反驳道，双方当事人虽然已经将纠纷提交特定人仲裁，但仲裁人并未到案，市长法庭依据普通法的规定撤销原告的仲裁请求，而由原告重新起诉。基于普通法的规定，仲裁已经结束并判决由被告赔偿原告一袋羊毛，被告也因此丧失了最初的诉讼地位。原告接着又反驳说最初的诉讼“发生了法律效力”，他不能被强迫对新的诉讼进行应诉。Thirning法官陈述说：“在最初他（原告）提起诉讼的时候，你（被告）并未提出反对，诉讼就这样进行了。” Rickhill,法官陈述说：“对你（被告）而言很难提出质疑。”在参考了被告最初的答辩做出这样的记录：“法庭认为这一案件已经发生效力。”但是不幸的是这句话只是作为插补出现在记录中，而且对此仅有的推论就是法庭认定一项未决的仲裁可以作为阻止原告起诉的缘由，因为该事由已经包含在仲裁的程序之中了。

　　1312年，即在此案的七十八年前，Hardwick诉Wood一案中清楚的阐明了仲裁程序的适用不能用于剥夺法庭的司法审判权，以及在1746年著名的Kill诉Hollister一案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Hardwick提交了控诉Flent家族中的William合伙共谋罪的诉状，声称他已经递交了控诉Adam非法侵入的诉状，该诉讼尚未做出判决：

　　…他们通过彼此的协商并达成合意，在某个适当的特定日子将纠纷交由仲裁人仲裁。但是，在这一天尚未到来的时候，这个William在我们没有出席的情况下来到王室高等法院对我们重新提起诉讼，这违背了我们的合意，也违背了他自己的承诺；… 

　　被告的律师Scrope主张，如果一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被控告，并指定在特定日期进行答辩，但是在境内让渡权利和放弃权利都是被允许的，如果当事人其中之一来到法院在对方缺席下提出控诉，这并不能使另一方当事人获得起诉同谋罪的权利。Scrope叙述如下：

　　你们都非常清楚，我们要在规定的日期在法庭上出席，情况一直是这样，依据普通法，在国家内没有条文可以使你在法庭规定的日期而缺席，如果这样的话，你的位置将因为你自己的过错而失去，你可以依据普通法通过权利状而重新诉讼。 

　　这一理论被法庭所采纳，因为Spigurne法官这样论述道：

　　由于你不能指出他因为欺骗性的主张而重新获得土地，因此由于你没有按照法庭规定的日期出席审判，他已经依据法律程序而得到了土地，但是对于缺席的行为——因为在法庭系统中没有条文可以在这样的案件中判断王室法院的权限——法院决定你的起诉将落空，除非由于你的无过错行为可免责。（补充强调）

　　Spigurnel法官, Brabazon首席法官，以及 Bereford首席法官指出，“在普通法的约束下，人们可以申请权利状来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当然在这样特殊的案件中对提交仲裁的效力的否认并没有对原告产生终局性的影响，因为他可以提起权利状来重新主张土地的权利，但是这种早期的对仲裁的阻却行为的运用是非常重要的。

　　在1388年判决的三个案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这样的原则，即一个无效的仲裁裁决将阻却任何在仲裁程序进行中与此同时发生的对争端重新提起的诉讼。在第一个案例中，原告依据劳动法的规定指控被告不适当的收留了原告的一名仆人，该仆人违反了原告与之达成的契约。被告辩称，他和原告已经将此争端和其他的争议提交仲裁，并做出了仲裁裁定由被告赔偿“十八便士和一加仑啤酒”给原告，且原告已经接受。仲裁的事实被否认，诉讼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争议。

　　在某种程度上未做出判决的Bathe 诉 Jonet et al 一案（1388年）阐明了仲裁裁决对侵权诉讼的抗辩。Bathe控诉被告鞭打和囚禁了他；被告辩称Bathe是Matthew先生的农奴，他们作为Matthew先生的仆人将其带回Matthew先生处，Bathe和Matthew先生愿意将纠纷交由仲裁，“考虑到由同一个Matthew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在此之前所提交的相同的农奴对土地的使用权和其他全部侵权案”，仲裁人做出裁决Matthew先生应该解放Bathe的农奴身份，为此Bathe需要支付一千磅和放弃其非法占用的土地。对此Bathe反驳道仲裁的提交合意是在Bathe被监禁的三个月期间，在欺诈和胁迫下做出的。双方当事人似乎在仲裁的提交问题上发生了争议，案件被推迟到下一个开庭日期审理。尽管律师们的争论表明他们都认同一个无效的仲裁裁决可以阻却诉讼的进行，De BandoRolls审判官没有做出此案的最终判决。

　　第三个案例，Stalynburgh 诉Daweson一案，清楚的阐明了一个仲裁裁决对同时发生的争议的重新诉讼构成了有效的阻却。（在先例案件中）Dawson被指控其殴打和侮辱了Matilda Stalynburgh。Dawson辩称他们已经“将他们之间的所有纠纷和争议提交仲裁，仲裁人为他们指定了出席仲裁活动的日期，…”原告对此提出了反驳，并否认了他们已经提交仲裁；在这一问题上双方产生了争执，小陪审团认为双方当事人已经提交了仲裁，原告被认定出示虚假令状。原告（Stalynburgh et vir）随后提出了即时诉讼，主张剥夺小陪审团审判员的公民权，因为他们因其所做的结论违背了他们的誓言，从而试图以此来推翻陪审团的判决。剥夺审判员公民权的令状被撤销，因为它不能在仲裁发生的地区产生效力。这似乎明显的表明了如果仲裁裁决不能阻却司法判决，那么原告试图推翻陪审团判决以证实提交仲裁无效性的主张这种狡猾的手段将是质疑仲裁事实的一种迂回方法——质疑陪审团的判决仅仅能够意味着一个无效的仲裁将是法庭对最初争端的重新判决的一种完全的阻却。

仲裁与延期审判

　　当代许多的研究仲裁制度的学者将其论点建立在司法体系内部所固有的推延和消耗上。这些观点似乎让我们想起Adams对Anglo-Saxon 时期的观点的描述：

　　在一个对其法官和司法程序或是它的法律本身失去信心的社会中——依据其法律，它不会设计出任何的在实践中的改革体系，或是相当程度的防止受到邪恶侵犯的制度体系，——人们在公共法庭之外寻求救济的途径自然没有什么奇怪的，…

　　在Anglo-Saxon时期似乎很少有人对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产生疑问，而且一些散见于判例汇编中的记录表明，可能在后日尔曼时期，当时在尚待审判的案件中法院体制对当事人（甚至是法院本身）而言是无效率的。例如Honesti 诉 Chartres一案中（1291年）似乎表明在复杂的帐目清理行为中正常的记帐程序被破坏的情况下理财法院才不得不使用仲裁制度。被法庭所指定的记帐员在某种的合法性问题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双方当事人同意了两个记帐员来清理帐目，但他们也未能将帐目理顺。最后，“已经申请并获得理财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法官的许可”的当事人达成合意，三个商人加入到两个记帐人之中，他们都被视为仲裁人。他们又进一步合意会接受所有仲裁员的裁定的约束或是：

　　三个或四个人在上述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但其他两个人表示强烈的拒绝或是反对他们的结论，他们三个人的结论确认了所有的事实并基于这些事实做出了确定的裁定；仲裁人中前述的其余二人的反对都没有被采纳而对此裁定的所有结论有任何影响。

　　最终，仲裁人们做出了有利于原告的裁定，法庭则在此之上做出了判决。

　　1299年和1389年的两个案例表明法院长期以来对陪审团的保护问题可能已经导致了当事人将由陪审团的决议所形成的仲裁视为一种司法审判程序的一部分，而非作为司法审判程序之外的一种救济手段。在伦敦市长法院所审理的一个案件中，原告控诉他因为债务纠纷而被非法囚禁，但是他已经偿还了债务并已经拿到了“清还证明”。被告则否认其曾为他人开具清还证明而且要求由本国和外国的商人组成陪审团。

　　接下来当事人将纠纷提交给由职员John，城市验尸官，Robert Hardel，GeoffreyRefham，酒窖老板Reginald组成的仲裁人员，并以防出现歧义法院在其权限内在仲裁人中增加了Richer de Refham, Sheriff，仲裁人们裁决Ralph赔偿Remund 和 Arnald十马克从而使纠纷得到最终解决。

　　对仲裁程序非同寻常的完整的记录出现在1389年在伦敦市政厅法院所审理的一个案例中。原告起诉被告未能按照双方达成的买卖合同的内容受领并支付一定数量的葡萄酒。陪审员们没能在规定的开庭审理日期出席，法官按规定将他们扣留一段时间。而后，当事人出庭并且：

　　…出于他们自己美好的自发的愿望，在公开法庭上，他们将纠纷交由葡萄酒行会中由Robert Herry, Vintner选出的四个享有信义的人组成的仲裁庭，这样选择的这些人在法庭上宣誓他们将查明和宣布上述事实真相，这样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身份，如何选择以及如何宣誓，他们都将在市长面前宣判，同时当事人将完全同意执行和遵守他们的仲裁裁定和判决。

　　陪审员（他们在扣留之后按期出席）履行了其职责。随后仲裁员做出了他们的“对所争议的问题的裁定和最后的判决”，并由仲裁员呈交市长，该判决“在公开法院的法院会议室中高级市政官面前书面陈述并记录下来…”由此我们可以很有兴趣的推测，由于在这些案件中选任陪审员的困难，促使当事人去选择仲裁程序。同时还应引起注意的是仲裁制度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救济手段的应用并没有与司法审判相冲突。与之相反，在市长法院不止一次顺其自然的选择了仲裁，授权使用扣留的措施以强制仲裁人“对纠纷做出仲裁裁决。”

仲裁程序中的过错

　　从早期的几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的事实，即法院已经很好的发展了关于一个有效的仲裁程序的本质特征的观念。按照先前的叙述，如果两个仲裁员在最后的裁决上存在着分歧，那么仅仅依据其中之一的观点所做的判决将是无效的。当然，如果指定了两个以上的仲裁员，那么当事人就应该受到多数仲裁员所形成的决议的约束。甚至假定一个裁决一旦做出，它就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如果裁定没有送达其中一方当事人，那么对于双方事先的关于如果任何一方拒绝履行生效的判决将赔偿对方三十磅的合意，该当事人的违约行为将不承担法律责任。

　　当然，如果仲裁人之一“身体如此虚弱以致于无法赶到”仲裁进行的地点，而其他的仲裁人“在此期间也对此无能为力”，那么这将构成一种对于违反仲裁合意的债务责任的法律令状的抗辩。

结论

　　我们对仲裁制度早期发展的回顾揭示了一个让人回味的自相矛盾之处。仲裁观念在Anglo- Saxon时期的地方法院得到了普遍的发展。在诺曼征服之后它被王室法院所采纳，而其在王室法院的运用的不断扩张是伴随着其在地方法院运用的不断收缩而进行的。无论是陪审团体系对此的广泛接受的事实，或是在地方法院权限内的诉讼数量的减少，再或仅仅是揭示并非真正减少的公共记录的缺乏，这些理由是否可以对此做出解释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因为作为仲裁制度结果的陪审团体系的自身发展，笔者奇怪于现代法院体系继续将仲裁制度视为与司法审判相对立的派生的制度，事实上现在这是将正统的前辈视为旁出的子辈。

*Mr. Murray took his LLB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and his LLM at New YorkUniversity. He is now Assistant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吉林大学理论法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生

Kyd, Awards (1st Am. ed. from the 2nd Eng. ed. 1808).

E.g.: Sayr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37 Yale L.J. 595, 597-598 (1928); Jone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2 Minn. L. Rev. 240, 243-245 (1928) re-garding arbitration in the early English Guilds; 5 Holdsworth, History of English Law 130 (1938) ; 6 Holdsworth 635, 12 Holdsworth 392-393, 13 Holdsworth 487. The Holdsworth volumes touch upon this period. as well as later periods. Kyd, id. has a few scattered references to cases decided during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1327-1377).

The author has confined himself t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Year Books and Anglo-Saxon sources. The material taken from the Curia Regis Rolls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Latin by Fortune Bosco, D.J., Univ. of Rome, and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express his appreciation for this invaluable assistance.

II Pollock and Maitland, History of English Law 623 (2nd ed. 1923); Van Caenegem, Royal Writs in England from the Conquest to Glanvill, 77 Selden Society 76-77 (1959).

Pollock, id. at 623-624, note 1. For thirteenth century illustrations of arbitrations by "friends," see V Curia Regis Roll, Richard I & John 46 (Dorset), 47 (Sumerset), 55-56 (Northumberland), 60-61 (Berk), 1207 (1931) and VII Curia Regis Rolls 16 John 183-184 (Suff') 1214 (1935). A somewhat similar concept can be discovered in the Visigothic laws (circa 649-652) which allowed the parties to appoint judges by agree-ment in lieu of judges appointed by the King. Scott, Visigothic Code 23, 40 (1910).

Sayr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37 Yale L.J. 595, 597-598 (1927-1928). This view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that of Adams, The Anglo-Saxon Courts of Law, printed in Essays in Anglo-Saxon Law 26, 53 (1876). "A very slight examination of the law cases printed in the Appendix will show how rarely the parties were allowed to push their differences to a final judgment. A compromise was always effected where compromise was possible. Arbitration was, perhaps, the habitual mode of settling disputes among the Anglo-Saxons. This arbitration might take the actual forms of legal procedure, without offering any anomaly to the Anglo-Saxon mind.

In a legal system [under Edward the Confessor] so crude that it was almost an invariable habit not to press suits to a conclusion, but to com-promise them in order to escape the consequences, the delays, or the uncertainties of strict law, arbitration was a more attractive resort, in nine cases out of ten, than the ordinary judgment of a regular tribunal." See also I Vinogradoff, Historical jurisprudence 310, 345, .346, 354 (1920).

Aethelberht 65 §1., Attenborough, The Laws of the Earliest English Kings 13 (1922).

Id. at 178.

Hlothhere and Eadric 10, Attenborough, supra note 7 at 21. Compare translation in I Eng. Hist. Documents 360-361 (1955).

Hlothhere and Eadric 8 and 9., Attenborough, supra note 7 at 21.

Ibid. Compare translation in I Eng. Hist. Doc., supra note 9, at 360.

IV Ethelred 13 § 3, I Eng. Hist. Documents supra note 9, at 405. Com-pare translation in Robertson, The Laws of the Kings of England 71(1925).

See for example, Maitland and Baildon, The Court Baron, 4 Selden Society 20, 47, 57, 74 (1891).

Letter from Ordlaf (?). The text is a collation of the translations inI Eng. Hist. Documents 501 (1955) and in the Appendix to Essays : Anglo-Saxon Law 338 (1876).

Essays in Anglo-Saxon Law, id. at 311, 313, 314, 320, 324, 335, 338, 347, 355, 360, 363, 368, 377.

Note 6, supra.

Alleged Laws of Henry I, VII, II Eng. Hist. Documents 459 (1953).

Charter of Anselm, id at 926.

Buckland, IV Curia Regis Rolls 145 (1929). Discussed in Flower, Intro-duction to the Curia Regis Rolls, 1199-1230 A.D., 62 Selden Society 292 (1943).

IV Curia Regis id at 237. Discussed by Flower, id. at 417.

Roll 2709, XI Curia Regis Rolls 544 (1955).

Roll 1462, id. at 294.

Sayles, Select Cases in the Court of King's Bench, 55 Selden Society XVII, note 4 (1936).

See note 6 supra.

Van Caenegem, supra note 4, at 41-42. For a similar concept see Bigelow, Placita Anglo-Normannica 131, 245 (1879).

Sturges, Arbitration-What is it?, 35 New York Univ. L. Rev. 1032--1033 (1960).

Hall, Select Cases Concerning the Law Merchant, 46 Selden Society 36-39 (1930).

Stammok' v. Cherche, Year Books of 12 Richard II (1388-89), I Ames Foundation 164 (1914).

De Banco Roll, id. at 166.

Cooper v. Delgod (or Delegold), Bolland, Year Book 5 Edward II,33 Selden Society 175 (1916).

Bolland, The Eyre of Kent. 6 & 7 Edw. II, 27 Selden Society 23 (1912).

De Wetenhale v. Arden, K.B. Roll, 20 Edw. III, Kiralfy, A Source Book of English Law 181 (1957).

Anon. v. Anon., 13 Rich. II, VII Ames Foundation 104-105 (Plucknett, ed. 1929).

Plucknett's introduction, id. at XXVI-XXVII and note 1, id at 105.

Bolland, Year Books of 5 Edw. II, 33 Selden Society 214 (1916). This case should be compared with the "submission" features of the following cases.

In the second year of King Edward II (1308-09) a quid juris clamat was brought against a tenant to compel his attornment, an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case, Bereford, J., stated:

The writing shows three things: first, that the lessor leased to him for a term of eight years, and [secondly] that if [the lessee] was at costs and charges in the tenement he should at the end of the eight years have his costs and charges [repaid] upon a view [of the improvements] by good men, so that if he [the lessor] did not pay him [the lessee] at the end of eight years, then the tenements should remain to [the lessee] until he should be fully satisfied for his costs and charges; …

The court compelled the tenant to attorn, but sustained the validity of the lease by stating "yourother conditions about the costs and charges shall be saved to you." Brauneby v. Cokesale, Maitland, 17 Selden Sock 63 (1903) ; Year Books, 1 & 2 Edw. II. In 1310 an action of was brought against a life tenant who pleaded that the deed provided "that if waste or destruction were made in these tenements, it should be redressed by an award of the neighbourhood without plea," and that he had committed no waste. The issue was joined, and the sheriff was commanded "to take an inquest on the manor." Neither the Year Book record nor the De Banco Roll indicates that the plea of an award of the neighborhood was bad.

Catesby (Prioress of) v. Blaston, Maitland, Year Books of 3 Edw. II, 20 Selden Society 182-183 (1905). Compare the contrary view of Coke. Litt. 536. It is true that the use of the word "neighbourhood" indicates that a jury rather than an arbitration panel was to be utilized; however, the notion that the submission was given in advance of any litigation and that it was to operate as a waiver of a "plea" is indicative of the arbitral nature of the provision.

Kill v. Hollister, 1 Wils. 129. Discussed by Sayre, supra note 2, at 604-05, and by Kyd, supra note 1, at 14 and 20. In the Kill case, the agree-ment toarbitrate was made before suit was filed, while in the case in the text, the agreement was made during the litigation. Thus, the facts were different, but they led to similar results.

Anon. 12 Rich. II, I Ames Foundation 37 (Denser, ed. 1914).

Bathe v. Jonet et al, 11 Rich. II, V Ames Foundation 168 (1937).

Id. at 170-174.

Stalynburgh v. Doeskin, 12 Rich. II, IAmes Foundation 159 (Deiser, ed. 1914).

Adams, The Anglo-Saxon Courts of Law, Essays in Anglo-Saxon Law 26-27 (1876).

Honesti v. Chartres, Hall, II Select Cases on the Law Merchant, 46 Selden Society 53-62. 148-150 (1930).

Plucknett,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160, 165 (5th ed 1956).

Thomas, Calendar of Early Mayor's Court Rolls (1298-1307) 43 (1924). This case is more fully reported in Hall, III Select Cases Concerning the Law Merchant, 49 Selden Society 16-18 (1932).

Costace v. Forteneye, Kiralfy, A Source Book of English Law 241 (1957).

Thomas, supra note 44, at 50.

See note 42, supra.

Hall, II Select Cases Concerning the Law Merchant, 46 Selden Society 53-62 (1930).

Bolland, The Eyre of Kent 6 & 7 Edw. II, 27 Selden Society 23-27 (1912).

Abbott of Cerle v. Anon. (1388), 12 Rich. II, IAmes Foundation 70 (1914).

It might be expected that arbitration would have been common in the fair courts. However, if the Fair Court of St. Ives is any criterion, arbitration was little used with only one case in this court being reported, and it involved only one arbitrator and a munificient award of four pence. Gross, I Select Cases Concerning the Law Merchant, 23 Selden Society18 and 21 (1908). The utilization of arbitration in determining the right of tenants to a term of years was involved in the Manor Court of the Abbey of Bec (1249) when three different tenants claimed that they had leased different parcels of land for a term of years from the defendant's daughter, and the defendant undertook to guarantee the holding of the terms. At first, each tenant asked for an inquest, but they subsequently submitted to arbitrators who ruled in their favor. The reports seem to indicate that three separate "suits" were consolidated into one. Maitland, Select Pleas in Manorial and Other Seignorial Courts, 2 Selden Society 21 (1889). See also, Henry, Contracts in the Local Courts of Medieval England 94-95, 106 (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