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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从条款的起草与适用到法律制度的完善

内容摘要:法律实践中“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因具有低成本、高效率、契合复杂商业交易、有利于维护商业关系等优点而受到广泛适用。然而不当的起草以 及适用却常导致该类条款缺乏可执行性。具体原因复杂多样,包括条款自身缺乏强制性、明确性,以及履行方式存在瑕疵等。一方面,从条款的起草和适用入手,有 利于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并在法律技术层面上强化条款的可执行性;另一方面,建议仲裁机构适时出台“多层次争议解决示范条款”。以及立法机关适时修改我国仲 裁法,加入“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效力认定条款。这才是此类“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健康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关键词:多层次次争议解决条款 可执行性 条款起草与适用 国际商事仲裁

Analysis on the Enforcement of 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
—— from clauses drafting and application to enhancement of legal system

Wang Hui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International Law Faculty,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In legal practice, due to the advantage such as cost-efficient, being accustomed to the complex business transactions, being helpful to maintain business relationship, the 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 have been widely adopted. However, as a result of poor clause drafting and improper application, the enforceability of 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 often matters. There are various reasons to that, including that such clause is not mandatory or uncertain, or there exist deficit in its application. On one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techniques, it is helpful to avoid unnecessary risks and enhance the clauses’ enforceability by improving the clauses drafting and appli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ystem guarantee for the health development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it is necessary for our arbitration committee to introduce model clauses on 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at a proper time and for our legislative body to amend our arbitration law and formulate enforcement clauses in the near future.

Keywords: 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  Enforceability  Drafting and Appl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一、“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概述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 Multi-tiered Dispute Resolution Clauses)是一种复合型的争端解决机制。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该类条款往往涉及多个层面、多个步骤,多种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和程序。其通常以仲裁 或诉讼作为最后一个层次,而以和解(conciliation)、调解(mediation)、专家决定(expert decision)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作为前置性的层次。1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存在诸多优点,其中下列三点尤为突出。首先,相对于仲裁或诉讼,前置性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往往能够以更省时省力、更高效的方式 解决商事纠纷。 2因为从仲裁或诉讼程序的发起到执行结束短则半年有余,多则却可能长达数年,甚至遥遥无期。相比之下,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无疑更加“短、平、快”;

    其次,“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更加契合于一些复杂的国际商事交易。以国际建设和工程合同为例,该类合同工期长、统筹协调难度较大、且内容多涉及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如若但凡争议便直奔仲裁而去,不仅效率低下,而且有些不切实际。争议可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

    最后,从商业的角度看,“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更有利于维系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尤其是对于那些履行时间较长的合同。4商事主体深谙仲裁或者诉讼是最后 的解决机制,不到纠纷难以调合便不应轻易适用。事实上,若真到了仲裁或者诉讼的地步,双方关系以“不欢而散”而收场者十之八九。有鉴于此,“多层次争议解 决条款”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适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上述优点却常落空。实践中大量存在不可执行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

    二、 以案件比较的视角看问题的实质

    实践中,对于“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各法域存在不同的解释路径。这导致相相同或类似的条款却可能遭遇完全不同的处境。仅以下述两组案例为例。

    (一)第一组案例:新加坡案例VS英国案例

    在新加坡2012年的“国际研究公司”案中,针对一组复杂的设备采购及服务供应协议,当事人在合作协议中制定了一名为“阶梯条款”(escalation clause)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根据协议条款37.2的规定,争议解决共有4个层次。争议第一层应提交至由当事方合同联络人而组成的委员会审 查;第二层,应提交至由当事人的指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第三层,应提交至由当事人的执行董事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第四层,交由仲裁解决,仲裁条款详见协 议第36.3条款。后双方就前置性争议解决机制是否系发起仲裁程序的前置性程序产生了纠纷。新加坡高等法院(Singapore High Court)的法官判决认为其构成前置性程序。理由是支持“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执行符合新加坡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弘扬友好协商、携手共赢的亚洲价值 观。基于这样的政策考量(policy consideration),本案前三层次的争议解决机制具有前置性。5

    然而,同属英美法系的英国,在面对相类似“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时,却采取了严格限制的解释。同年的“瓦赫案”对类似条款的可执行性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英国法官在判决中指出案中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过于模糊,以至双方的权利义务并不足够明确。此外,条款实施缺乏有效的指引,细致的程序等均是条款无法 得到执行的原因。6

    (二)第二组案例:日本案例VS瑞士案例

    在东京高等法院受理的一起上诉案例中,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如下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即双方一致同意,产生纠纷时,双方应该先行进行友好协商。若60天 内协商未果,任何一方有权请求进行调解。调解员由双方共同选定产生。若于30日内无法选定,则由日本商事仲裁协会(Jap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ssociation)指定,且该指定具有终局性和约束力。若调解未果,那么任意一方均有权提交法院解决纠纷。在判断前几层争议解决机制是否构成诉讼的 前置性程序,并决定是否终止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时,东京高等法院(Tokyo High Court)推翻了基层法院的判决,并最终做出了否定回答。理由是一方面,协商和调解并不具有强制力,它们不能被用来限制日本宪法第32条赋予公民的诉讼 权力;另一方面,因协商和调解未获实施而撤销案件,不仅不符合日本《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促进法》(Act on Promotion of Use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第26条(1)款的规定,还会对诉讼的原告造成不公平的后果。宏观而论,其亦尤有违“公共政策”。7

    然而在一起瑞士案例中,当面对相似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时,法院却最终得出了不具有管辖权的判决。理由是初始层次具有程序性特征,应该作为仲裁程序开 始的前置性条件。最终,法院采纳了被告的请求,以程序不符为由而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8这与日本受理但中止诉讼程序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组案例表 明“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在大陆法系同样会遭遇不同的解读。>

    (三)现象背后的实质症结

    上述两组案例仅仅只是两大法系中的一些典型。然而“窥一斑而知全豹”,“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在理论和实务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足够的复杂性。通过案例我们可以总结得出,现象背后至少有2个层面的实质症结。

    一方面,“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与相应法域的公共政策息息相关。这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上诉案件,在相类似的情形下却遭遇了不同的结果;另一方 面,通过细致的案例研究,笔者发现上述案件之所以有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不被执行的,还与其自身的起草和适用方式存在瑕疵有关。鉴于“公共政策”过于抽象, 且难以度量,本文就此点到为止。下文将着重以类型化的研究视角,来探讨究竟哪些因素左右着“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只有找准问题,才能通过条款 起草和适用,强化其可执行性,并落实该类条款的应然优势。

    三、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基础

    欲理清“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基础,我们有必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看是否存在明确规定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可执行性的法律或者规范性文件,就好比仲裁程序的准据法(governing law)一般;另一方面,还要探寻法律实践中支持“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具有可执行性的法院以及仲裁案例所具有的共同点。

    (一)规范性文件

    截止目前,笔者尚未发现详细规定“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效力的单行法律。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虽同普通的仲裁条款一样,均是意思自治的产物,但显然前者却更少受到程序准据法的影响。9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国内立法以及国际示 范法中,我们却能够找到一些为“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提供适用基础的条文。

    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德国民事诉讼法典”(German Code of Civil Procedure)、“美国统一调解法”(US Uniform Mediation Act)10、“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ciliation)11、“印度仲裁和调解法”(Indian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12、“澳大利亚调解和仲裁法”(Australia’s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Act)13等。在这些法律或示范法中,均有条款涉及“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程序性效力。即只要当事人明确地于合同中表达了初层次条款具有前置性的意 图,那么就应该得到支持。

    除此之外,在争议解决机构层面,还存在不少可供当事人选择的“多层次争议解决示范条款”。其中包括“国际商会ADR示范条款”(ICC ADR Rules)、“英国有效争议解决中心ADR示范条款”(Centre for Effe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Model ADR Contract Clauses)、“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示范条款”(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Recommended Contract Clauses)、“伦敦国际仲裁院示范条款”(LCIA Recommended Clause),以及“美国仲裁协会示范条款”(AAA Recommended Clauses)等。为减少当事人起草条款时所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困惑,同时也出于招揽案源的考量,这些示范条款因运而生。尽管它们不具有约束力,但是从规 范层面却对于当事人具有一定引导作用。

    (二)支持“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案例

    结合上述规范性文件,实践中还存在一系列支持“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可执行性的案例。其中的部分典型案例来自于德国联邦最高院14、法国最高院15、英国 商业法庭16、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最高法院17、爱尔兰高等法院18,以及美国法院19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于仲裁庭的一系列案例。较为典型的有国际 商会的6276号6277号20、8462号21等。

    尽管以上案例案情各有不同,但案件最后判决或裁定的依据却是相同的。即只要初始层次的争议解决条款具有强制性且足够清晰,那么当事人就有义务履行。任何一 方不得越过该层而直接发起仲裁或者诉讼。22在判断“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是否具有强制性时,通常需要考虑条款是否约定了时间限制、是否对初层争议解决机 制约定了详细的程序、是否清晰表达了初始层次系仲裁或诉讼的前置性程序。23可以说在法律实践过程中,以上判断要件是最常适用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多 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基础。这些要件也得到了一些案例的确认。例如在前述的“瓦赫案”中,法官便一一将这些要件做了列举。24

    另值得一提的是,实践中的案例往往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完全不履行前置性条款,直接越层发起争议解决机制的类型;另一类是,在不完全履行前置性条款的情 况下而发起后阶段争议解决的情形。对于第一种情形,实务中对前者基本上形成了共识,故不再累述。但对于后者,则存在一定模糊之处。既有支持的声音,也有反 对的实践。以支持的观点为例,有学者指出只要“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主要意图得到落实,那么轻微的背离便不能成为阻碍仲裁或诉讼的依据。举例来说,为了 追求企业高层的处理,当事方明确约定争议应首先由双方首席执行官依调解而解决。然而如果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只有低层级的人员参与,那么便会导致双方的合意 落空。最终,条款的不完全履行可产生阻断管辖权的作用。25

    四、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典型抗辩事由

    “有矛就有盾”,分析完“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基础后,我们将关注点移至典型的抗辩事由之上。通过类型化的研究,实践中主要的抗辩事由主要有以下六种。进一步地,这些抗辩则又可分为“条款起草瑕疵型”和“条款适用瑕疵型”。

    (一)“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缺乏强制性

    主张“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缺乏强制性是常用的抗辩事由。与上文内容相对的是,若条款本身仅仅是选择性的,那么一方便可以跳出层次的顺位。在判断是否具有强制性上,非常重要的因素系条款的措辞,尤其是情态动词的运用。26

    较为典型的案例有如ICC第10256号案件。在该案中,仲裁庭最终采纳了被申请人的抗辩。理由是“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中运用了“可以”(may)提交 调解解决,而“可以”一词充分表明该条款仅仅具有选择性(optional),而不具有强制性(mandatory)。27 

    相类似的,在其它的一系列案例中,也存在因条款用词不当而导致缺乏强制性的情形。具有风险性的措辞除一些情态动词以外,还有一些副词。例如,“然而”(however)、“但是”(but)等。毋庸置疑,这类抗辩属于“条款起草瑕疵型”。

    (二)“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缺乏明确性

    另一种典型的抗辩是主张“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缺乏明确性。有些情况下,尽管条款本身并没有使用选择性词汇,但却可能因内容过于模糊 (vagueness)而无法得到实施。较典型的理论模型如下。即双方当事人约定出现争议时,应该首先依善意协商解决(good faith negotiation)。然而这样的初层安排,在实践中却难以得到认可和实施。一方面,由于条款缺乏细致的内部要件,因而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从实 践的角度看,仲裁庭或者法院也很难认定协商到底有没有被善意履行。况且有先例表明,单纯地为达成一致而形成的协议(agreement to agree)是缺乏可执行性的。28

    在实践中,美国法院同样也要求“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需具有明确性。具体而言,美国法院会通过条款本身的细节安排,从而断定其是否满足明确性要求。详细的 判断要件包括“和解或者调解”的时间节点、“和解或者调解”的回合数、“和解或者调解”的特定参与成员、“和解或者调解”的预期效果、“和解或者调解”的 程序性规则和机构等。29总结而言,“明确性”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有最为详细的要件。这样的判断规则,同时也获得了诸多法域的“共鸣”。例如德国、英国、 法国、澳大利亚等。同理于上一类抗辩,其同样属于“条款起草瑕疵型”。

    (三)“部分履行”抗辩

    承接上文,因不完全履行前置性条款而产生的抗辩常有发生。上文的判断规则,即看“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主要意图是否有得到落实,仅仅只是一种典型实践。与之相反的实践还有采取“严格履行”(strict performance)标准的。

    典型的案例系“福特汽车案”。该案件中,被告主张法院对案件缺乏管辖权,因为原告未履行“初层的争议解决机制”。 与此同时,原告则抗辩道,其并非完全置前置性条款于不顾,而是采取了“部分履行”的做法。因此,法院仍然具有管辖权。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申请。理由 是对于“初层的争议解决机制”应该适用“严格履行”标准,“部分履行”显然不能满足该标准的要求。作为一项强制性的前置义务,双方当事人不能在现有阶段发 起诉讼。30

    尽管美国法院的判决理由受到了不少质疑,但其作为一种实践和解释法律的途径,仍然具有独立的价值。就抗辩的类型来看,其属于“条款适用瑕疵型”。

    理由是,一方面协议本身并未有任何瑕疵;另一方面,抗辩是在履行过程中提出的。

    (四)“禁止反言”而导致“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失效

    这种抗辩基于英美衡平法的“禁止反言”(estoppel rule)发展而来。其主要针对的情形是,如果一方在初始阶段便对前置性程序表现出了足够的主动抵制,那么到了仲裁或诉讼发起阶段便无权再依据未履行前置 性程序而挑战管辖权。这是一种通过明示作为的方式而引发的“禁止反言”规则。其效果是导致“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失去可执行性。31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种实践是依据默示不作为的方式而引发的“禁止反言”。此处需要同时满足两个要件。一方面,该方常常采取不作为的行为方式,如不配合出息 和解或调解、拒绝指定调解员、拒绝缴纳调解费用等;另一方面,该种不作为需要引发相对方的合理信赖。即该方的不作为需要传递足够的意图,以至使得相对方相 信前置性争议解决机制已经无法再产生作用。当上述两个要件同时满足时,“禁止反言规则”便能产生阻却“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执行的作用。同理,这样的一种 抗辩同样属于“条款适用瑕疵型”。

    (五)“徒劳无益”而导致“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失效

    “徒劳无益”(futility defense)同样是实践中常常涉及的一类抗辩。为了确保“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具有可执行性,有些条款在制定之初确实细化了诸如时间、程序等要件,但 是问题产生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双方当事人通过约定,达成以下条款:“争议发生时应该进行调解,调解的时间为5个月。若逾期仍未能达成一致,则提交机构 仲裁。”后来当事人产生了争议,双方按照约定进行了调解。然而谈判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彻底陷入了僵局,双方根本无法形成预期的谈判成果。若严格按照条款再 等4个月,恐怕只是徒劳无益。那么是否可以依据“徒劳无益”而提前请求仲裁或者发起诉讼呢?对此,实践中存在不同的做法。

    一种实践观点属于“结果导向型”。其核心观点是,既然前置性的争议解决条款已经“徒劳无益”,那么严格坚持,只会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利于定纷止争。特别是 考虑到双方已经失去了谈判的意愿,如果强求只会让争议持续。故不如允许提前进入仲裁或者诉讼程序。32显然,这种判断的做出更多是出于常识,而非依严格的 法律推理。

    另一种实践观点则属于“程序导向型”。其观点是,既然前置性争议解决条款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那么双方就有义务严格遵守它。该条款的价值在于程序本 身,而并不在于是否能够确保得到预期的结果。33不仅如此,主张“徒劳无益”一来缺乏实证研究支持,因为初期谈判陷入僵局,但最终却“雨过天晴”的案件不 在少数;34二来它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即鼓励当事人消极行事,从而逃避契约义务。

    上述差异化做法和争议仍然存在,但是无论如何,“徒劳无益”这种抗辩属于“条款适用瑕疵型”。

    (六)“权力失效”而导致“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失效

    “权力失效”(waiver of right)同样是导致“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失效的一大原因。“权利失效”源于大陆法系的“诚实信用原则”,其同英美法系的“弃权”制度较为相似。

    “权力失效”的一种典型表现形态是逾期而未主张权力。例如,在ICC第9977号案件中,当事人按照“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进行了磋商,但是却未依约由双 方的高层进行。事后一方提起仲裁,面对另一方的管辖权异议,仲裁庭给出了否定的回答。理由是当事人已经为履行前置程序而付出了足够的努力。况且对于谈判人 员的反对,应在调解过程中提出,而非到了仲裁才提。因此,其权力处于失效状态。35

    另外一种典型的表现形态则是未按照法律规定主张权力。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规定,在对争议实体问题提出抗辩之前,当事人必须先就“多层次争议解决条 款”的程序性问题提出抗辩。也就是说,如果一方当事人直接对于实体问题提出抗辩,那么便意味着其放弃了“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程序性抗辩权。 36同理,如果未能遵守仲裁规则中的时限要求,那么同样可导致“权力失效”的后果。

    还有一种典型的形态是,当出现超过三个层次的争议解决条款时,当双方直接进入第二层次解决机制后,是否还能就第一个层次未得到履行而提出抗辩?答案是否定 的。撇开当事人是否有违善意而不谈,单就“权力失效”的理由便足可阻却该抗辩的成立。若置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情景之下,这样的做法也无疑契合了《贸易法委员 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的制定精神。37综上而言,“权力失效”同样属于“条款适用瑕疵型”抗辩。

    五、 起草和适用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注意事宜

    在掌握“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可执行性基础和典型抗辩事由的基础之上,欲有效降低相关风险,我们需要在起草和适用环节多下功夫。>

    (一)“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起草策略

    1. 条款起草的常见问题

    基于“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可执行性基础和“条款起草瑕疵型”抗辩,我们发现常见的条款起草问题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条款的起草用词常缺乏强制性和义务 性。这常使得层次与层次之间无法产生程序性效果,即先后顺位;其次,条款的起草不够细致。特别是未能把握好时间节点、程序开展方式、参与成员、预期效果 等。这常常使得前置性条款变得过于模糊而成为无法实施的“一纸空文”;最后,层次与层次之间缺乏衔接性,从而使得多个争议解决模式在过渡时产生不稳定性。 例如,约定了不合理时长的调解期间,使得调解与仲裁或者诉讼的衔接存在“缝隙”。这常常是起草过程中,对于交易的细节把握不足所致。毋庸置疑,作为法律工 作者,只有足够了解法律规则和商业惯例,那么才能起草出高质量的“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

    2. “具体条款”的起草策略

    承接上文,对于“具体条款”的起草,我们应该力求用词准确,结合交易“量体裁衣”。具体而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起草策略。首先,如果当事人明确希望“多层 次争议解决条款”产生程序性效果,那么应该在每一层中均突出运用“必须”、“应该”、“先”、“后”、“有义务”等词语,而并非使用“可以”等表选择性的 用词。例如,在起草调解协议时,合同条款可先行起草为:“若产生任何争议,双方当事人应该先进行调解。”

    其次,在每一个层次内部,为确保解决层次具有可执行性,那么有必要充实要件。例如在起草“和解”条款时,我们应该摒弃以一句“友善磋商”而了事。取而代之 的是对其加以界定。比如:“如果产生任何争议,双方应该首先依据友好协商解决。协商应该于双方首席执行官之间展开。协商应在争议发生起10日内由一方书面 提出。只有当双方首席执行官协商1个月未果,才能启动后续的调解程序。”

    最后,对于层次与层次之间缺乏衔接性,非常重要的是商业判断。如果交易内容特别复杂,那么不同层次之间的时间安排可以适当延长。例如,在和解和调解阶段, 可视情况而将程序的持续时间有意识的放大,具体时长可以参考商业惯例而定。除此之外,不同层次争议解决的选择,也应该具有针对性。例如对于技术性非常强的 案例,可以考虑“专家决定”(expert decision),而未必总是要机械式地选择几种传统的ADR方式。

    (二)适用“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注意事项

    如上文所述,有时即便“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本身的起草并无瑕疵,但却仍然可能因适用上的瑕疵而导致无效。一目了然的是,在6个典型的抗辩事由中,仅仅“条款适用瑕疵型”便占了4个。通过学习这些抗辩事由,我们在适用“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考虑是否依“部分履行”而作抗辩时,应该充分考虑所在法域的实践情况和政策导向。如果所在法域对于“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采取的是“严格履行”标 准,那么再以此理由而提出该抗辩则会显得“胜算渺茫”;其次,在面对“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适用时,应该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无论是明示的作为,还是默 示的不作为。如果不加注意,那么便可能触发“禁止反言”原则,从而令条款丧失程序性特质;再者,在适用“徒劳无益”抗辩上,很大程度上同样需要考虑是否存 在先例。如果某法域采取的是“利益法学分析”的解释路径,那么这样的抗辩成功几率则会相对更大;最后,对于“权力失效”抗辩而言,其一方面要求我们按照法 律、仲裁程序的要求行使抗辩权。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在缺乏规则的情况下,采取合理的方式行事权力。

    值得一提的是,既然是在“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适用过程之中,那么说明争议已经发生。对于相应的规则,双方均可以充分运用。作为抗辩方,其必然会找寻相 对方的起草和适用瑕疵。而作为最终程序的发起方,除了在程序发起前,避免为或者不为一些行为之外。在程序发起后,其还可以采取一系列
    措施以有针对性地瓦解抗辩。例如,阻碍“禁止反言”的要件构成、证明相对方存在恶意意图等。

    六、完善法律制度的建议和思考

    “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作为“替代性争议解决”的一种模式,其本身具有的价值不证自明。作为一项制度,其是否能够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从两个角度看待。一 方面,从微观的角度看,欲使得“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可执行性在个案中得到充分体现,那么借助于“意思自治”,充分把握“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的起草和 适用,便可起到较为良好的效果;另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如果想要使得“替代性争议解决”更为成熟,那么便离不开制度层面的保障。结合我国目前的相关法 律制度、以及法律实务,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建议。

    首先,我国仲裁机构可以考虑制定“多层次争议解决机制”的“示范条款”。目前我国主流的仲裁机构,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上海仲 裁委员会等,尽管提供有仲裁规则的“示范条款”,但是对于“多层次争议解决机制”却并没有涉及。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为例,其仅提供了2个可供当 事人选择的仲裁协议示范条款。 38反观国际上的其它主流仲裁机构,例如“国际商会”、“英国有效争议解决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伦敦国际仲裁 院”、“美国仲裁协会”等,它们却不约而同地为“多层次争议解决机制”制定了示范条款。这样的做法优点明显,一方面其为当事人提供了指引,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条款起草瑕疵;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案源。因为实践中这类条款十分普遍,而这关联着大量的案源。我国仲裁机构可以参考外国同行的做法适时出台 “示范条款”,在巩固仲裁业务的同时,也可进一步提升其它“替代性争议解决”的案源。

    其次,我们有必要考虑制定和完善ADR的机构规则,例如“专家决定规则”等。争议解决的模式目前正在不断朝向复合化的方向迈进。对于传统的仲裁机构而言, 这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以“专家决定”为例,其模式是双方当事人选择第三方专家而做公断。与仲裁相比,其有两个显著不同点。一者为专家可能会承担 过失责任,而仲裁员则具有职业豁免权;二者,仲裁裁决可以直接依据《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而获得承认与执行,而专家决定却只能依托于 法院而获得强制执行力。39尽管如此,实践中由于其更加快捷高效,且更适应于解决技术问题,故常常适用于建设工程合同。有鉴于此,实践中需要特殊的程序性 规则。国外的有关仲裁机构,如国际商会在这个领域领先了一步,其已制定有“争议处理委员会规则”。40但是反观我国目前的仲裁机构的有关规则,我们却无法 找到类似规则的身影。为了构建和完善复合型的争议解决中心的重要任务,我国的机构有必要多加关注这个领域,并适时完善或者出台新规。

    最后,我国现行《仲裁法》在日后的修改过程应该明确提及“替代性争议解决”。我国是重要的仲裁法域,然而《仲裁法》毕竟是20年前的产物,故明显存在滞后 性。以“替代性争议解决”乃至“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为例,它们日益上升的适用规模与某种程度上“无成文法可依”的实践情形形成了一组鲜明的矛盾。从比较 法的视角看,《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等模式值得借鉴。以《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第13条为 例,其归纳并成文化了相关判例规则,即确定了调解同仲裁或诉讼先后顺位的判断标准。41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仲裁法》相关法律条款的修改或者制定,一方面 有利于为法律实践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特别是为“多层次争议解决条款”提供准据法;另一方面,还有助于树立一种鼓励“替代性争议解决”的政策环境。如果说 “起草和适用”只是从法律技术层面解决了条款的个案适用问题,那么法律规则修改或者制定则是从制度层面为ADR条款的适用保驾护航。从长远来看,这才是我 国不断完善争议解决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作者简介:王徽,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2013级国际法法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商事仲裁、国际经济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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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ecision of April 23, 2001 by Court of Appeals, Canton of Thurgau, reported in ASA Bulletin 2003 pp.418–420
9.笔者注:实践中常为仲裁地的仲裁法。
10.The Uniform Mediation Act has been adopted by Illinois and Nebraska. For the current status of Uniform Laws refer to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 available at: www.nccusl.org.
11.UN Doc. A/57/17, Annex 1, at pp. 54, 58, available at http:// www.uncitral.org/pdf/english/texts/arbitration/ml-conc/03-90953_Ebook.pdf.
12.Indian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1996, available at: http://www.ficci-arbitration.com/htm/acts.pdf.
13.Australia's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 Act 1904, available at: www.aph.gov.au/.../CommonwealthConciliationandArbitration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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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Hooper Bailie Associated Ltd v Natcon Group PTY Ltd (1992) 28 NSWLR 194 at 211
18.Euro Petroleum Trading Ltd v Transpetroleum International Ltd, decision of 31 January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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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Where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to conciliate and have expressly under-taken not to initiate during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or until a specified event has occurred arbitral or judicial proceedings with respect to an exist-ing or future dispute, such an undertaking shall be given effect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or the court until the terms of the undertaking have been complied with, except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for a party, in its opinion, to preserve its rights. Initiation of such proceedings is not of itself to be regarded as a waiver of the agreement to conciliate or as a termination of the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